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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为42.1%，比2001年增长16.1%，增速为1996年以来最高水平，从此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从2003年至今，固定资产投资年年增长均超过20%以上，其中，自2003年至2009年，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26.7%、25.8%、25.7%、24%、24.8%、25.5％、30.1%。而按照目前政府拟定的2010年“经济刺激不能停”的国策，可以预见，201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将保持大幅度增长。
如计算绝对数据，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从43202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224846亿元。7年间增长5.2倍，年均增长超过25%，2009年更达到创纪录的30%以上，而同期的GDP增长，则从2002年的102398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33500亿元，7年增长3．27倍，GDP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以全球经验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20%即不正常。这就意味者，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远远高于现代国家的平均水平，作为一种赶超战略，中国在赶超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亦远远超过曾实行赶超战略的日、韩、美、德等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和增长率均为全球历史之冠。
从2002年至2009年之间，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投资拉动，对未来透支巨大。这使中国在近几年经济衰落中保持了一枝独秀，亦为中国未来造成了巨大隐患。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其生产总值不到美国一半，所消耗的资源却几乎与美国持平，而在今年，更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资源消耗国。
在此情况下，保持投资的适当增长，而非目前的狂飙式增长，在未来十分重要。
目前，庞大的投资，基本都是政府投资占大头，民间资本受到隐形的限制。而在政府投资中，绝大部分都投向了“铁工基”，在未来，投资应该转向民生和社会事业、生态环保等领域，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同时，鼓励扩大民间投资，放宽市场准入，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更广泛的领域。
而在未来，投资衰退之后，拉动经济的最强劲动力，非消费莫属。
中国需要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本次的“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从国强到民富的目标。
同时，内需的扩大，如果没有国民收入的稳定提高，所谓拉动消费，很容易畸变为少数财富阶层的“奢侈品消费”，而无法演变为大众消费。2000年至2009 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逾20%，GDP 年均增长约10%，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却徘徊在6%至8%，收入水平严重制约了中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扩大。只有实现国民财富的稳定增长，才能有效扩大国内市场。“十二五”规划亦明确提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呼声日高。
考究日本和韩国崛起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肇始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并由此带来的商业繁荣和产业升级，对于日本、韩国企业崛起至关重要。
1960年年底，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第一个措施，就是提高工资，并且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险体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也成为日本企业崛起的助推器。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日本国民收入的增加，引发了消费革命。从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日本发生了三次消费革命，开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适化”、追求“实现物质需求欲望”发展，而消费革命也引发了日本的产业升级，1965～1974年，日本的“3C”时代终于到来了所谓“3C”，指的就是汽车、彩电和空调，这就是“新三大件”。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工资在20～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大约等于一般工人5个月的工资。
日本的松下、索尼等电器、汽车企业，正是在此宏大的背景下，应国民需求而生，并进一步扩张海外，成就世界性巨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平新乔表示，中国一直强调扩大内需，最迫切的应该是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现在很多人不敢消费，乃在于社会保障不到位，同时，缺少保障，亦使收入大打折扣。他建议未来的数十年中国应明确建立福利社会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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