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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0月，随着调研及人事调整的“前声”渐落，中央关于“十二五”的思路开始明晰。未来五年中国将开启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以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部署中国经济社会从外需向内需、从高碳向低碳、从强国向富民的三大转型。
深入推进三大转型进程中，中国的政改深化隐约可见。未来五年中国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怎样切实保障经济体制的改革成果。要做到“国富”到“民富”的成功转型，政府的权力和利益再分配问题成为其中关键点。专家们认为，政治经济社会是互动的，不触及政治体制问题，改革很难继续推进。在政治体制本身存在问题，权力分配方式不甚科学，政治体制架构不甚合理的情况下，民富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当前一大问题是须解决既得利益作怪。
1949年以来的六十年里，政府职能经历过两次大转型，前三十年，政府的职能是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计划经济。有研究表明，从1949年到1978年三十年时间内，全国总资产成负增长，其负增长金额为2571.4亿元人民币。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引发了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主要特点是政府能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权力主导下的不完全市场经济。它带来了经济腾飞和财富的巨大增长，但美中不足的是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破坏得比较厉害，同时贫富差距悬殊。如果把1949年以来的前三十年比作“斗争时代”，后三十年比做“镀金时代”，那么从今往后的三十年，我们必须进入一个新的政府第三次职能大转型的“进步时代”——政府职能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向“一切以社会的自由、公平、正义、法治为中心”的市场自由、个人权利保障和社会法治时代，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致力于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保障等“守夜人”角色，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变革，也需要思想观念的自我启蒙。
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
西方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既得利益群体强大到一定程度，或者说超过某个临界点，则一切改革皆无可能。事实上，我认为尽管我们一直面临着行政垄断、国进民退等一系列艰难的课题，但中国改革的动力是一直存在的，关键是我们没有激发它们，让它们激荡成改革的共振性力量。
这方面的改革力量，一是来自“既得利益阶层”的不安与觉醒。10月15日新华网报道了一则新闻《国企中层年薪税后70万 称工资过高心里不踏实》就颇具代表性。报道说，一个在一家国有金融机构总部担任部门经理的国企中层，税后年薪70万，外加福利补贴：每年5万元养老保险，含社会保险和企业年金；每年7万元住房补贴和公积金；每月车费补贴和汽油补贴2000元；每年报销社保以外的各种保健医药费单据5000元；图书卡、旅游费约2万。公司分给她一套10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在金融口工作。这位国企中层干部认为：“工资高得不符合国情，其实我心里并不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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