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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于一家日资企业的周健新也不同意“反日教育说”，不过他认为中国在宣传日本对华善举方面过于低调，“我们的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都是日本ODA援建的，很多人可能就不知道。”
周健新提到的ODA，即“官方发展援助”（ODA: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是日本官方机构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有偿和无偿的经济、技术援助。自1980年对华ODA启动至2008年援助停止，日、中两国政府签署的ODA协议金额总计超过300亿美元，北京地铁、中国电气化铁路等项目都曾受益于此。如周健新所言，本次调查中，在回答“您是否知道日本曾为中国提供‘官方发展援助’以及日本ODA在中国的援建项目”时，51.62％的参访者表示“完全不知”，38.89％的人表示“听说过”，9.49％的人表示“非常了解”。
在日本，有人根据这样的事实抱怨中国“不领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吕耀东副研究员却不以为然，“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演讲时曾明确表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建设的支持与帮助，我们对日本的友好行为显然是承认的。另外，为什么日本强调的事我们就必须让年轻人都知道？何况ODA本身就带有战略性目的。”
就软实力扩张战略而言，强化中国人对ODA的认知确实有助于提升日本的在华形象。樊祎承认，了解ODA后，她对日本的看法有所改变，“我会希望这样的行为更多”。清华大学学生吴疆也表示，“知道后感觉日本有些人对中国还是比较好的”。
然而，更多参访者在了解ODA后，或者认为绝非只为友好那么简单，或者倾向于将ODA与日本未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一事联系考虑，因之得出“难道不应该吗”的结论。“我对日本的态度没有改变”，清华大学研一学生罗小武说，“如果没有利益的话，日本是不会这样做的。”他的同学章朔认为，“日本的姿态太高了，是不是把我们当成接受施舍的国家了？”
“ODA没有让我减少对日本的负面感觉”，曾经在日企工作过两年的刘希鹏说，“在日本端正历史态度之前，我对日本的看法不会有什么改变。我感觉日本人很虚伪，所以就算他们做了好事，也不一定是出于好心。”刘希鹏表示，提到日本，他会首先想到“侵略中国”，不过他对日本人另有三个深刻印象，除了虚伪，还包括敬业和团结。事实上，本次调查的部分参访者也表示首先会想到日本人的某些特点，其中，选择“积极的民族性格”者占样本总量的4.17％，选择“消极的民族性格”者占4.40％。
关于团结，几乎所有在日企工作的参访者都会提到一个事实——若非特殊原因，日本公司只会购买日本公司的商品和服务，尽管同样的东西如果由中国公司提供会便宜很多。刘希鹏说，他曾服务的日本公司将供应商分为三类：中国的、外国的和日本的，而日本的供应商总是首选。
情感上拒绝日本，理性上认同日本
除敬业、团结外，日本人的严谨、细致、讲礼貌、高素质，以及日本的科技产品、流行文化等也给中国青年留有深刻印象。就职于一家日本银行的王焘说，提到日本或日本人，他会首先想到国民素质，原因在于“国人素质实在堪忧”，以及每天看日本人等出租车、乘电梯与几个月来看世博园照片产生了强烈对比。
一位记者表达了与王焘相同的观点，她说她在日本工作的表姐有一次骑自行车撞到了一位日本老人，没想到这位老人竟然向她的表姐连连道歉，并且表示自己妨碍了其表姐骑车，以至其表姐不知所措。“如果事情发生在中国，结果应该不是这样”，这位记者如此猜测。
就读于悉尼大学的刘晶晶说，她对日本的“喜欢多于厌恶”，而她的“喜欢”又多与日本流行文化有关，“从小就看《阿童木》、《一休》、《花仙子》，印象很深。后来看‘大河剧’，感觉日本的影视作品很细致，相比而言，中国的显得很粗糙。”
“我很喜欢日本的动漫，感觉比中国的动画片更能吸引中国孩子”，张莹认为，“这种吸引力甚至已经起到了文化侵略的效果，虽然日本未必有这样的计划。”
“我不喜欢日本，但日本的科技产品很吸引我”，刘希鹏的解释是，“因为精致、漂亮，而且非常先进”。“单从科技角度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比我们领先很多”，罗小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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