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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一家新加坡餐厅，“乌节时七”原不是他的本意，曾经很多朋友找到他想要给他投资办餐厅，“可能是因为我对内地和新加坡的市场都比较了解吧。”但他都拒绝了。去年，一个曾经在他最无助的时候帮助过他的好朋友找到他，软磨硬泡，“你看现在你和你太太、孩子们也都搬到北京定居了，得有一个自己的事儿。”他原来觉得自己只会演戏，太太说让他试试，“我想也是，没干过怎么知道自己不行，为了家人和朋友，往上努吧。”
从一窍不通开始：“租房子，人家跟我说三块五，我都不明白。回去问问朋友，哦，是租金一天一平米三块五。第二天就知道了。”筹办餐厅的时候，有几天他真的不想去，“那也得硬着头皮去，你的员工都在那等你呢。”去了之后，他激情澎湃，就是不愿意让他们看出来。
前些天，朋友见他的餐厅来了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女服务员，让他换一个，“我说没关系，只要她努力工作，再说，我觉得来我们餐厅吃饭的人一定不是那些肤浅的以貌取人者。”
餐厅定菜价的时候争议最大，他的朋友都求着他再定高点，他坚决反对。他总是想起自己在新加坡的那段苦日子，看到一个喜欢的餐厅，自己又捉襟见肘，“现在自己开了餐厅，不能再有这个感觉了，我不想把很多人挡在门外，档次不是你一厢情愿做的，而且档次也不是完全在于价位，它是渗透在每一个地方的。”
他从来不允许员工在批发市场进菜，“新源里菜市场是大使馆那儿的菜市场，那的肉比别的市场贵好多，我们一直在那里买菜。”他一直相信自己的这种态度，一定会有回馈，“我相信我是用心的。”
果然，刚刚开业三个星期的时候，他的餐厅和新加坡大使馆做过两次活动，和新加坡商会做过一次活动，又接下来一家公司的送餐。“来我们这里吃饭的80%都是新加坡人，基本上都是口口相传的。”
不喜欢强制地压制和被压制
淳于珊珊相信，影视行业没有一个绝对的好，或者不好，“我不可能成为他，他也有他的好处，我不希望把别人的东西压制下去展示自己，我希望大家能把自己的东西表达出来。”他不太喜欢强制地去压制，包括他的孩子，身边的人，“那是一件很残忍的事。”
他把这种思想归结为自己的非正常童年。
11岁，他在全国性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被选送到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开始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每天5点半起来跑步， 跑完步开始练早功，练完早功吃饭，然后上芭蕾课，2小时文化课，中午吃饭、睡觉，下午上古典课和民间舞，晚上去晚自习，就这样上课6年。有点像军事化的外部环境却让他的思想增强了自由的创造力，“最开心的就是每次课堂上，老师从来都不会给你既定某种程式化的东西，你思考的越多，做得就会好。”时间长了他发现，受约束最受不了。
21岁他签了香港的银都公司，去上海拍戏。中午吃饭的时候，导演跟他说他吃的太多，一气之下他把饭扣到了导演面前的桌子上，“看不惯他那小气样。”现在在他的餐厅里，员工们对他说，“老板一定要挣钱，我们才能更好。”他立刻严肃起来，“不是‘老板挣钱’，是我们挣钱。”
厨师刚来的时候，常常妄自菲薄，“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都在上游社会。”他听了很生气，第二天就把杰米·奥利佛的大海报挂到了厨房，给他的厨师讲故事，“英国一个很著名的厨师叫杰米·奥利佛，30多岁，有两个女儿和一个漂亮老婆。他是英国偶像派的厨师，出了很多书，很帅，你看，厨师也能这样。”厨师们说自己没上过学，他说自己也没上过，厨师们不信，他说是真的，“只有你自己尊重自己，别人才会尊重你。”他不想让饭店里的人觉得他是老板，“那样很不舒服。”
选择性地接受光明
1999年，淳于珊珊皈依了。
他真正想像和尚那样修行，于是开始苦心研究佛经，买各种佛教的书看。时间越长，他反而越纠结，他发现自己有那么多的欲望，“我对事业有要求，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对家庭也有很多留恋，有家，有孩子，但是这些都是佛教教义里面所不允许的。”并且，他渐渐发现自己忍让的性格在那段时间变成了软弱，“我开始觉得，佛教也许并不适合我。”
“去年年底，我信了主了”，他眼看着自己身边的一些基督徒生活的变化，“后来我的想法也变得正面了。”他开始发现，其实生活中黑暗和光明都是相等的，当你选择去看光明一面的时候，你就会忽略黑暗的一面，接受的光明。“不可能生活提供给你的东西你全都能接受，你只能有选择性地去接受，如果你选择光明的东西，那你的内心就会被很多光明充满着；如果你有一个态度，老是选择那些黑暗的东西，慢慢你就会变得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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