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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工业排放气体做“交易”，始于1990年，最初的原由来自于美国为治理酸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的努力，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叫做《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其中一个核心的设计，就是二氧化硫排放实现配额制，并且，二氧化硫的配额可以买卖，即所谓“Cap and Trade”，总量控制——Cap和配额交易——Trade。
美国政府率先在控制二氧化硫排放方面采取了市场化调节的模式，对二氧化硫最大的源头——发电厂下发强制性配额，如果电厂的技术改造和工艺改进能够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的数额少于政府的配额，这个“多余”出来的配额就可以卖给达不到配额要求的企业，这样，相当于增加了排放得好的企业的利润，加大了排放不好的企业的生产成本。而因此，一个有买有卖的市场就出现了，这就是工业排放气体的交易市场。
以美国的整体情况来看，二氧化硫排放配额制的推行和二氧化硫排放交易市场的出现，对美国二氧化硫排放情况的改善，作用是巨大的，20年间，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放减少了50%。
当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被科技界和政府认同之后，作为全球气候变暖的“元凶”的二氧化碳，就像当年的酸雨的元凶二氧化硫一样，被提到需要大力减少的位置，美国在尝到了二氧化硫减排配额市场交易化的甜头之后，经过多番努力，碳交易市场应运而生。
时至今日，在美国芝加哥堂而皇之地开办了“气候交易所”，该交易所的创始人理查德.桑德尔(Richard Sandor)博士，被尊为“碳交易之父”。可见，所谓“气候交易”，实际就是关于碳的交易。准确地说，是关于二氧化碳的交易，买卖的对象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实物的确是可以买卖的，工业上可以制作被液化了的二氧化碳，满足某些生产技术和工艺对二氧化碳的需求。然而，把二氧化碳与气候联系在一起，买卖的就是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气体。
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上升期，而中国被迫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环节，这个趋势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大量发展的重化工、6亿吨的世界第一的钢铁产量、13亿人口的生活方式日益现代化，以火力发电为主的电力供应结构，都意味着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巨大和减排任务的艰巨。当然，光从总量上看待中国的碳排放并不公允，美国的人均碳排放是中国人均碳排放的5倍。
中国进入“碳交易俱乐部”，只是刚迈开了最初的一小步，从正面来看，如果通过碳交易的模式，能够大大增加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生产成本，迫使这些企业做不下去关门，或者转型到更高层次的清洁生产环节，这是最理想的了。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发达国家更多地将高碳排放的产业转移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形成恶性循环。还有一种隐忧，就是有人利用碳交易造假牟利。
碳交易并非目的，只是手段。眼下，为达到现阶段的排放指标评价，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动用了行政手段，强制停电，连居民用电都停，这就是中国特色。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企图通过市场调节来减少碳排放，把二氧化碳的总排放量大幅度减少，并不是一件易事，中国能否通过做碳排放指标的生意达到整体总量减排目的，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做任何生意，都可能出现“中国特色”，包括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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