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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
然而，又何止是“恶臭”？从通州到朝阳、丰台、昌平、海淀、门头沟……，王久良在追踪、拍摄垃圾的过程中，也看到了“一幕幕超现实电影”：周末度假的人，在污水横流的河边烧烤；一对对新人在臭气冲天的温榆河边摆出各种造型拍摄婚纱照；一个漂浮着塑料袋和各种异物的臭水塘边，有人闲情自得地垂钓……
王久良很欣赏电影《疯狂的石头》里的一句台词，“生活在里面，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处逃避。”“你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或许早就被垃圾污染。”在王久良看来，公众并不缺少发现真相的能力，只是缺少面对真相的勇气。“我也可以在麻木中充分享受生活的幸福。但我已经看到了，所以我感到无以诉说的痛苦。”
化解这种“痛苦”的方式，就是用镜头把真相转述出来。“当我进入一个垃圾场时，开始是以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但这样不行。我会停下来，抽支烟，想很多事，镜头也会冷静很多。”
王久良有几本厚厚的创作笔记，记录着他的拍摄计划、心得与反思。他说，在拍摄进行到半个月时，他把自己全盘否定。“开始时，那种单纯地反映脏乱差，是没有意义的。我更多要考量的是垃圾场和周边环境的关系。比如，我拍大兴区的两个垃圾场，周边全是菜田。大兴是北京的‘菜篮子’，所有大卖场的蔬菜都来自这里。当这么一个垃圾场对地下水造成影响，浇水都取自地下的时候，这个垃圾场就跟我们有关系了。”
当逐渐把自己的这种创作思路贯彻下去后，拍到第三个月时，王久良找到鲍昆，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开始觉得，艺术一点都不重要了。”这句话让鲍昆大受震动，或许他觉得，在摄影越来越走向精英化的今天，能像王久良这样，以朴实到不能再朴实的方式，用手中相机积极参与社会的人太少了。“如今摄影的社会责任不被看重。大家为了获取利益，为了追求更加流行的影像风格、影像形式，而故意屏蔽和忽略这个事情。”鲍昆说。
在鲍昆看来，“王久良把严酷的现实披露出来。我们在北京看光鲜的高楼大厦，实际上可能在两座楼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厂；我们乘坐京津高铁飞速驶过田野的时候，却不知道，这条铁路遗留下来了巨大的垃圾堆。这些建筑垃圾是无法分解的。一条非常雄伟的现代化铁路和它产生的垃圾永远同在。”至于王久良，则把自己的工作定义为“搜集证据”，而非创作一件艺术品。采访时，他对记者说，宋庄美术馆《垃圾围城》展览开展不久，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等一行70余人参观了展览，并希望他提供全部资料，印成画册下发各区委、镇委以及相关责任组织。
另外，随着多家媒体的报道，从上至下，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垃圾问题。项目拍摄完成后，王久良几乎会回到每个拍摄地进行“回访”，“有些已得到了整治”，这让王久良觉得，历时一年半的努力终于见到了实际效果。即便些微，但终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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