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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溢油事故在所难免，油库的选址变得至关重要。但遗憾的是，诸多风景名胜、人口稠密的居住区和重要的渔业生产基地都建起了油库。赵章元曾经参与过很多次油库选址的评估，仅舟山群岛他就亲自去了三四个地点参与评审。在全国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建起密集的油罐，这让他十分担心。
石化工业的诱惑
长期从事港口经济研究的大连海事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斌也对《小康》表达了同样的忧虑。
大连的港区建在大窑湾，毗邻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距离大连市中心的距离只有40多公里，密集的油罐区和多种重型化工业项目也都在这一带。在刘斌看来，大连港口的选址距离人口密集区太近了。刘斌说，在美国旧金山的海边也建有面积庞大的油罐区，但是区域直径5公里的地方是没有居民的。从油罐区的布局看，油罐之间的间距又太过紧密，“7·16”事故发生时，消防车甚至无法畅通出入。更为致命的是，管理环节出现了重大纰漏。目前，事故的责任认定还在进行中，官方已经认定由于人工操作失误，在外籍油轮卸油作业的情况下仍然向输油管道注入含有强氧化剂的原油脱硫剂导致输油管道发生爆炸，并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原油泄露事故。
刘斌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过渡的后工业化时代，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逾越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石化工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巨人，大型石化项目的利润实在太丰厚了，任何一个城市的经济决策者都难以抵挡这样的诱惑。刘斌介绍说，国内的港区建设大多照搬自新加坡裕廊工业园的模式，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里可以直观地发现，集装箱、散货、物流业、石化工业和仓储全部是按照片区规划的。而新加坡裕廊工业园的经验又直接来自于世界第一大港——荷兰鹿特丹港。
在鹿特丹港，全部是密集的化工产业。化学品、煤电、粮食加工等高污染行业全部集中于此，欧洲50%以上的加工业都在这里完成，“整个欧洲的粗活都放在这里了”，刘斌说。刘斌也曾经参观过全球最大的化学工厂——美国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的厂区，在二三十公里的范围内全部是化工厂、钢厂和粮食加工厂，这让刘斌看傻了眼。
欧洲只有一个航运中心鹿特丹，新加坡也只有一个裕廊工业园，但是国内照搬国外经验的结果是，化工区在中国1.8万公里的海岸线上遍地开花，长江水道、大运河沿岸和珠江沿岸也不甘落后，到处可见学习国外经验的成果。别人搞石油化工是集约化的，注重规模效应，而国内的做法是数量多、规模小，每个城市都在争当“中心”。更糟糕的是，国内这种“全民开放式”化工发展格局也为监督污染、治理污染带来了现实困境。
城市的梦想
在刘斌心目中，荷兰鹿特丹港、国内的上海港和深圳港可以给10分，大连港只能得5分。获得10分的港口称得上是“航运中心”，集装箱的吞吐量在2000万以上，货物吞吐量达3亿吨，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大概在500亿以上，直接经济腹地GDP有1.5万亿，间接经济有7万亿。按照这几个标准判断，大连的定位是枢纽港。早在十几年前，大连市就提出过一个宏大的梦想——建立东北亚航运中心，那时提出的目标是2010年集装箱的吞吐量达到1000万箱。可是多年来的发展并不顺畅，至今大连的集装箱的吞吐量也没有超过500万标箱。
刘斌走遍全世界最优秀的港口，他认为大连港的先天条件非常好，完全有能力成为渤海湾的龙头老大，却因为港口经营理念和管理上的差距而没有实现城市的梦想，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在北方的港口里，青岛港和天津港的发展水平都要优于大连港，烟台作为后起之秀发展势头迅猛，大连港在辽宁省的龙头地位甚至还要面临来自营口港的挑战。这是一座有梦想的城市所面临的现实压力。作为经济学专家，刘斌习惯用经济数字考量城市的发展，但是作为土生土长的大连人，他情愿城市的发展脚步慢下来，为他保留这片碧海蓝天。“7·16”原油泄漏事故的发生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新的思考：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如何平衡自己的脚步。
事故的阴霾正渐渐散去，《小康》记者在大连采访期间，位于大连市星海公园、付家庄的海滨浴场依然人满为患，市场里卖海鲜的小贩还开玩笑：“大连人常年吃海鲜抵抗力好，有点油味也没关系。”然而环保专家赵章元却给出了这样的忠告：这次石油污染对海生植物和动物都会造成较长时间影响，3～5年内都要慎食海产品。赵章元说，虽然肉眼看不到油污了，但是有毒的物质还在水里难以降解，应随时警惕发病率的增加趋势。所以污染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不会少于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至于这场灾难带来的具体后果是什么，将由时间来告诉我们。（《小康》实习记者李雅男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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