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外，大学还有一个非改不可的原因：整个校园里，无论是执教者还是受教者，都不快乐，非常苦闷。因为入学很困难，入学考试竞争激烈，入学压力非常大，当时台湾考生都要参加恶性补习。其次是入学后，学生都是带着功利目的而来，每个人想通过教育使自己“富国强兵”，将来找到好的工作，赚钱。可是，这么读书，学生读起来会有乐趣吗？毕业以后事实上也缺乏价值感，因为读这个专业只是为了钱，所以完全不快乐。再者，整个大学类似工厂，学生类似工厂里的工人，老师类似工厂里的技师，教你娴熟工种的知识，通过测验以后送入社会。这样的大学还不该改革吗？ 台湾教改的脉络 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到底要怎么改呢？当时的教育改革有几个脉络。 第一个脉络，是与台湾当时政治民主化之政治改革同步的。政治若想改革，必然先要在思想上解放，所以校园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没有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就不可能产生政治民主，故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前身就是校园的改变。 第二个脉络，是对大学本身的性质重新来做检讨。当时的教育由于要配合经济发展，以致教育功利化、工具化，所以大学里学术气氛并不浓，教授们也很少写论文。如要改革，是不是应该由教授知识的创新、研究来带动教学呢？诸如此类的讨论很多，有的是想建立大学的学术导向，有的要推行通识教育，以改造大学功利性的知识倾向。这些都是对大学性质的调整。 第三个部分，是大学内部的整体结构重组。原来大学的行政体系，校长是官派的，底下的下属都像做官一样。所以就有许多人提出大学校长要有遴选制度，要有任期制；大学内部各级的人员由学校自选；关于学生的权利义务、老师的权利义务等也该重新拟定。这是大学校园内部重整的问题。当然也跟政治退出校园有关。 最后，新教育的模式被提了出来。新教育的模式，是要打破现状的。通识教育就有这样的意向，所谓通识教育，目的并不是在大学里增加一点东西，而是要颠覆现有的专业教育体制。但是大学里很难做到这一点。台湾当时是从小学做起，有强调人本教育的森林小学、毛毛虫小学等等。森林小学，在山里面办。学生不参加义务教育式的教学，是家长和老师合作办一种新模式的学校。 各种方向不断在尝试，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慢慢就汇聚成一个大的气候，几百个社团集体上街游行，逼使“行政院”成立了教改审议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由李远哲主导，提了洋洋洒洒几十页的报告，主要的关键词叫做“松绑”，就是让学校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生命，结构上有若干自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