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高小林在他的报告文学《突破——中国经济特区启示录》中描述道：坐在一旁的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波听得非常清晰，他先是惊诧，继而疑惑……
省委领导的心掉进了云里雾里。直到10天后邓小平离穗回京，这两句话仍然没有揭开谜底。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竿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吴南生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到此，邓小平留下的两个谜才真正解开。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马万祺力推设立特区
“设立特区，打开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窗口，中央当时的决策是多么的英明！”追忆起设立特区前后的如烟往事，马万祺感慨万千。
1979年4月14日，马万祺率澳门工商界贸易团前往广州出席广交会。其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州市市长杨尚昆向他征询意见：“想在邻近香港澳门的地方，划出一块土地设立一个经济出口货物特区。马先生，你看是否可以呢？”
“这是一个好主意。”马万祺爽快作答：“我十分赞成。”
次日，马万祺和夫人罗柏心飞抵北京。老朋友廖承志把他们接到家里，叙过家常后，廖公说：“马先生，前些日子香港有人建议在国家领土上划出一个区，最好是同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在中央政府管辖下，鼓励港澳同胞和华侨回国投资定居。”
“廖公，我以为这个意见很好……”马万祺高兴地把昨日同习、杨二人会晤的情况说给廖公听。
廖公又说，马万祺的亲家荣毅仁前几天来找他。荣毅仁带来的是侄子荣智鑫所写的一份有关在深圳设立华侨投资区的建议。廖公说他看完荣智鑫的建议书，发现“和香港查济民先生的建议不谋而合！”对荣智鑫的建议，马万祺表示赞赏和支持，他说：“这个设想很不错，深圳和珠海可以考虑设立这样的出口工业特区，而且应早日设立。”廖公一听，连声说“好、好、好”，“这样的工业出口特区，要成立，宜早不宜迟。”
翌年8月21日，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下，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批准在深圳、珠海等地成立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跃上了新台阶。
马万祺先生还追述了特区设立初期邓小平肯定特区的一件往事：那是1984年1月底，邓小平到广东视察，广东省长梁灵光陪同邓小平来到新落成的中山温泉宾馆，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中外合资宾馆，由霍英东、马万祺、何贤联合投资兴建。邓小平在此接见了马万祺、霍英东和柯正平。交谈中，邓小平问：“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不晓得成功不成功？”马万祺、霍英东都回答说，试办特区是成功的。邓小平听了很高兴，说：“看来路子是走对了。”
深圳大事记
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广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中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
1984年2月24日至26日，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8年11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1989年12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诞生。
1992年小平同志第二次南巡，视察深圳，并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谈话：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特区姓“社”不姓“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