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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的质疑与追问，并非是因为“中国缺少新闻”，这显然低估了公众对是非的判断，真相的揭示正是对商业伦理与职业伦理的认同与尊重。对不诚信的追问，就是对诚信的负责。
“好名声比坏名声要好，坏名声比没有名声要好。”
时下正卷入“学历门”的经理人唐骏正在“好名声”与“坏名声”的舆论场中挣扎，此前他头上戴有“打工皇帝”的帽子，是职业经理人成功的象征。但因为一张可疑的学历证书，他可以复制的成功大打折扣。
令人惊异的是唐骏的逻辑，针对他学历的造假质疑，他直言“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这样过于诡辩的言辞隐喻着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盛行——除了成功，别无信仰。作为符号的唐骏，再次引发了关于学历与能力、诚信与成功的争议。不断涌现的学历造假、学术不端、假球黑哨、毒奶粉，粉碎了人们对一个又一个行业的诚信期待。
事实上，来自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详见本期相关报道）多少有些让人意外。中介服务业，这个事实上最应该靠“诚信”吃饭的行业，却获评诚信最差。排在其后的则是电视购物业、保健品、广告、房地产、医药，这些行业的诚信度在国人眼中评价甚低。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行业无疑都是商业上的成功主义者。
这种破坏式的商业成功，侵蚀的则是社会诚信的基石。与此重叠的，则是对从业者诚信的怀疑，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推销员、房地产老板、广告人、足球运动员都榜上有名，如果说对房地产中介与房地产老板的诚信度怀疑，大多源于对高涨的房价、租金的不满，那么广告中的欺骗与足球运动员的假球，都直接显示了不诚信带来的恶果，前者使得公众对广告产品的品质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与反感，后者则使中国足球联赛一落千丈。
在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诚信理应是个人、企业和政府积极恪守的常识，但事实却是，我们经常所见所闻的，是一个个重创社会诚信体系的案例。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受访者都将个人缺乏诚信归咎于社会诚信环境差。
时至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建立起了人们对于财富的认可，对于成功的尊重，但唯独对市场经济的核心体系之一——诚信，却缺少了足够的伦理规范与社会监督。个人不诚信，人与人之间便产生了“信任危机”，企业不诚信，则社会的经济体无法给人以安全感。官员的不诚信，则将使政府的公信力遭遇重创，没有人能相信一个高喊反腐却大肆贪污的官员。倘若将这些简单归结为个人因素、社会环境，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何公众对“失信者”紧追不舍。事实上对诚信的尊重与认同亦一以贯之，在《小康》五年以来的调查中，公众对军人和农民的诚信度始终保持了高评价。
赢得群体的诚信需要若干年的不懈坚持，而失去，只需一个小小的谎言。对不诚信的追问，就是对诚信的负责。因之，重建社会诚信体系，当反思从个人到群体的整体社会责任意识，而这既有赖于每个公民的自我塑造，也要求每个行业更严于自律，每任政府的更加公正透明，如此则可期待形成有序而可信的现代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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