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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集中精力抓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这两件带全局性的大事，在十分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
1949年10月15日，新中国成立刚半个月，以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为先导，全国物价开始猛涨。以7月底为基期，北京、天津涨一点八倍，上海涨一倍半，华中、西北与此相近。11月12日，北京、天津个别粮商叫价高出7月底指数四五倍。一些处在观望状态的人认为共产党能够“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上海有些资本家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
他们要看共产党的笑话
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能不能站得住脚？这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经济上。当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稳定物价，扭转国民党多年统治留下的财政经济极端混乱的状况。这次物价上涨，根本原因是国内战争仍在继续，财政赤字扩大，纸币发行大量增加。7月底发行额为2800亿元，9月底为8100亿元，10月底为11000亿元，而且仍在不断增加。部分地区还有特殊原因，如上海棉花贵、棉纱销售快，华北灾区及棉产区粮食贵等等。此外，人民政府所接收的城市，由于此前国民党政府多年统治下物价不断飞涨，市场差不多已变成投机商人的大赌场，囤积居奇，兴风作浪，这也是物价猛涨的原因。
11月1日、5日，中财委第一次和第二次委务会议举行。陈云主持会议，同与会者一起分析物价猛涨的原因，讨论收缩通货、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的办法。当时国家掌握的可以作为商品调用的粮食不下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接近或超过全国产量的一半。拥有这样的实力已可以削弱涨风。但如果抛售的时机不成熟或方式不当，特别是如果在物价仍在猛涨时抛售，仍有可能成为杯水车薪，或功亏一篑。
如何选择时机？陈云具体分析市场上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情况，预计物价综合指数要比7月底上升二倍至二点二倍，才能使两者大体平衡。他注意到：在达到这个界限前，上海曾一度连续平价抛售粮食和纱布，结果不仅没有稳住物价，反而使大量游资涌进上海抢购，投机商人以低价购入，坐待高价抛出。这是一个教训。11月中旬，物价已涨了两倍，涨势渐趋稳定。陈云认为时机到了，已有可能通过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来稳定物价。
当时，对物价影响最大的粮食，主要从已完成土地改革的东北老解放区调来。陈云派曹菊如到东北去调运粮食，他亲自交代：“你坐镇沈阳，东北必须每天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给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真有粮食，粮价不能涨，使奸商无隙可乘！”为了保证汉口及湖南、广东的纱布供应，陈云派钱之光先到纱布主产地上海，再到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采取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保证上海生产纱布所需的原料。另外，决定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铁路沿线积存的纱布，尽快运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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