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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怕没钱看病，富人担心财产被侵害，还担心被下层嫉妒，上上下下都缺少安全感，我们的不安源自社会失序
安全感如同幸福感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对当前生活的一种感受。当人们对外界的需求不断地增加而又得不到满足时，安全感就会逐渐流失。而人们内心的不安，又往往是社会不安的酵素。
2010年6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12个城市展开的公众安全感调查显示，六成以上受访者“感到生活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五成以上受访者“经常会感到焦虑”。这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缺少安全感的标志。
针对社会不安和个体不安发生的根源，以及如何改善中国人的安全感，《小康》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鸣。
个体的绝望是社会不安的根源
《小康》：校园安全案件频发会对大家的安全感造成很大影响。
张鸣：对。现在有的学校教育孩子走路时“一步三回头”，那是疯掉了。还说要加强警卫，但是你保护不过来的，还是要找根源。每个校园凶杀案的罪犯都有不同的理由，但他们都有一颗绝望的心。一个不怕死的人是不怕严打的。所以，关键还是要提前化解他们的绝望情绪。
《小康》：在一段时间内聚集发生此类事件，是巧合吗？
张鸣：情绪到了一定程度，只要有一定的诱发，就会发生和传染。为什么能传染，因为很多人的情绪到了绝望的临界点。有的人绝望会自杀，有的人会杀仇人，但是最坏的选择是杀儿童，他们已经把自己放到了一个禽兽不如的位置。如果他没有精神病的话，那他的破坏和绝望情绪得有多大？
《小康》：富士康事件也与类似的绝望情绪有关？
张鸣：富士康的问题和校园安全的问题有所不同。校园安全案的根源是绝望，富士康的问题根源是精神抑郁。
富士康事件的发生有两个最大的因素。第一是富士康流水线式的工作方式：泰罗制。泰罗制是19世纪福特公司发明的，就是对每道工序进行标准化管理，每道工序分得特别细。富士康是典型的泰罗制的生产线，每个人只干一个事。这种方式是不人性化的，天天这么做，对精神是一种很强的压抑。
第二个原因就是农民工都是外来的，对于城市没有归属感，他来就是挣钱的，尽可能多加班多挣钱然后回家，每个人干完一天回宿舍没有时间说话，没有渠道沟通，非常寂寞。人是群体动物，需要沟通。
富士康员工们存在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交往障碍。人的频繁、友善的交往能够化解人们的不安全感。比如在宿舍没人理你，和在宿舍跟大家处得很好，哪个更有安全感？长期不交往会增加孤独感，孤独感就会产生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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