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历来饱受批评——“多龙治水”，监管顾虑太多。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安全专家康彼得(Peter Ben Embarek)还记得七年前中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六个部门都不能保证一个食品安全。“这个问题并不关于到底有多少部门在监管这个事情，其实它是关于如何使这些不同的职责部门协调起来工作。”康彼得说。 2010年2月9日，一个被寄予厚望的高层食品安全议事协调机构——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由三位副总理担任主任和副主任。 “食品安全问题现在已经在政治层面上摆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这是中国的特点。”康彼得说，“我希望这种政治意愿也能传递到下面的机构，就是在农场里、工厂里、市场上也能有这样的意愿。” 不过相对于监管体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更强调生产者即农户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靠监管出来的，更不是靠检测出来的。”他说。 “但是让中国的2亿多农户遵守农产品的安全标准，在目前这种分散经营的状况下是办不到的。”陈君石说，目前在中国，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或者由一个中间机构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事规模化、规范化生产，在一些地方有试点，但在全国推广还不是很快的事。 医疗安全感溃于信任危机 医疗安全以55％的比例在公众最担心的安全问题榜中排名第三。 安全感来自信任。本次调查中，对于“您在当地能够放心地看病、打针、吃药吗？”只有4％的人表示“很放心”，36％的人表示“比较放心”。也就是说，只有四成人对所在城市的医疗服务有足够的信任。而信任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医患关系紧张，曾在2008年被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副司长王东生称作是“改革开放30年来，卫生体制改革最大的损失”之一。 医患信任危机对社会安全有很大的破坏力，暂且不论医患冲突，在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雪冬看来，养生乱象也与此有关联。他曾以中国医改为例，对风险社会中的专家系统与信任维持做过专门的研究。 “一方面，正规的医疗系统受到了怀疑；另外一方面，个体会有选择地信任对他有利的信息，比如吃绿豆、吃茄子，这都是成本最低、最容易做到的，尤其是在目前我们的医疗体制还不能让所有人获得相应保障的时候。” 对于医患信任危机在更高层面上的破坏力，杨雪冬分析说，公众对医生及医疗机构这一“专家系统”的信任危机，必然会延伸到“治理不力”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从而引发对制度及政府公共权威的信任危机。 婚姻安全相对而言较放心 在社会治安、食品安全、交通安全、财产安全、职业安全等11个项目中，选出相对而言比较放心的一项，这恐怕是一个有难度的题目。在这个题目中，婚姻安全以相对优势胜出，该项目的选择比例为38％，不到四成，不过其他选项的选择比例更低。 婚姻安全相对来讲比较让人放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婚姻有多么牢固。事实上，中国的离婚率在持续走高。据民政部2010年6月发布的《2009年度全国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2009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246.8万对，比上年增长8.8%，从近五年的情况看，离婚人数逐年上升，平均增幅为7.65%。报告称，这说明我国已婚男女收入及个性越来越独立，自我意识越来越强。 本次调查也反映出现代人的婚姻观颇具个性。对于“一段婚姻能维系多久？”五成受访者选择了“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可见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为婚姻是卸不去的绳索，对婚姻持“顺其自然”的态度。 不过保守的婚姻观仍占有很大比重，尤其是对于围城里面的人来说，六成以上已婚人士认为婚姻要维系“一辈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