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回去的路上，开车的司机对靳薇说：“靳老师，我们这里不需要大桃子。农牧民进城赶集时，用1元钱就可以买5个小桃子，分给他们的几个孩子吃；大桃子1元钱只能买一个，怎么够分呢？” 这是靳薇时常向人提起的故事，她的感悟是：我们总带着内地的思维模式想把“大桃子”送给西藏人，可是当地民众并不需要。 “大桃子”和“小桃子”的关系，正是靳薇通过调查研究在“援藏”成就背后发现的问题。 1997年、1998年、2002年和2006年，靳薇对20余个援建项目的生存状况做了个案调查，结果发现：有较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占到援建项目总投资额的30.16%；社会效益较好但经济运转困难的占51.04%；经济效益极差并影响社会效益发挥的占18.8%。 靳薇对《小康》记者说，我们以国家的力量做事情很容易带来政府经济的影子，其实就是把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已经放弃的计划经济带到了西藏。虽然我们有善良的愿望和积极的行动，但是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就容易做失败。 夭折的工厂 1996年，国家经贸部投资600万在西藏那曲建起一个羊绒分梳厂。人们计划把本地的羊毛羊绒进行初步加工提升价值，来增加农牧民的收入。但事与愿违，2001年这家工厂因亏损严重而夭折了。 最开始遇到的问题是羊绒的收购渠道不畅，牧民们大多把羊绒卖给了活跃的个体商贩，国营供销社收购不到足够的原料。于是当地政府部门下行政命令“羊绒羊毛优先卖给供销社”。当第一批足量的原料收上来的时候，却遭遇国际市场价格大跌，囤积的原料全砸在了手里。另外，这家工厂缺乏专业技术员和营销员，生产的产品还常常损坏了羊绒的质地，这样的产品也找不到买家。 靳薇在日喀则也发现了相似的案例。当地的塑料编织袋厂和轮胎翻新厂是由青岛市政府投资1300万援建的。项目的内容都是援藏干部决定的，他们认为，当地的塑料编织袋使用量大，而当地的路况不太好轮胎翻新也应该有市场。2002年，政府投资建好工厂，但编织袋厂到2005年也没开工，原因是既没有商人来经营，也没有技术员和工人。 后来经过援藏干部大力宣传和多方联系，一个温州老板来了，工厂终于开工了。当地的援藏干部自此也变成了工厂的宣传员和推销员，想办法为塑料袋找出路。2006年7月12日，靳薇到这家工厂探访，惊讶地发现工厂停工了，一问才知道温州老板去拉萨进原料了，工厂的生产线只能停产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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