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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社会80%～90%的居民都买不起住房，说明这80%～90%都是弱势群体，要么去租房，要么由政府来资助，我认为，这个社会肯定是不正常的。如果一个社会，80%～90%的居民都去租10%～20%的居民手中的多套房屋，而且由于土地的有限性，房屋的租金会年年上涨，整个社会就会形成10%～20%的食租房主与80%～90%的无资产工作者阶层格局。从稳定方面来看，这种格局是非常危险的。 《小康》：建设部门出台了对中国各城镇住不起房的居民实行廉租房的方案，对于因房价太高而居民买不起房的问题，这是一项好的方法吗？ 周天勇：这个方案应当解决的是极少部分人，如3%～5%居民的住房问题。如果80%～90%居民都买不起房，这种方案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要想用这样一种方案，解决几亿人城市和城镇中的住房困难，实际上是一种空想。 一是中国人口太多，特别是农村向城市和城镇转移的人口太多，这些转移人口基本上都是住房困难户，能保得起吗？二是住房与食品、医疗保障都不一样，其价值太大，要想由政府保起来，在财政方面，几乎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思路，还是应该回到如何降低房价、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方面，至少使城镇居民加上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和城镇的80%家庭买得起住房。 《小康》：您一直在强调土地资源与房价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句话叫“民以食为天，以居为安”，而人们的食品消费和居住消费，都依赖于有限的土地资源，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讲，是应该将有限的土地资源较多地用来吃饭，还是用来居住呢？ 周天勇：食品、住宅、工作及其收入，是民生最基本的三大要素。一个国家其中的一个方面出现严重的问题，都会使经济和社会发生危机甚至动乱。较为极端地偏重于任何一个或者两个方面，都会形成土地资源供给不足导致的危机，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和内在的相互影响关系。 但我认为，粮食问题并不是想象的那样严重，其安全也可以通过多方面的措施得到保障，而对住房短缺和价格攀升不引起重视，不积极解决，危机一旦产生，将会形成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局面。因此，在改革和立法上，我们要在传统的粮食安全和非传统的房价、人口流动、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等社会安全之间谋求平衡。在法律的有关条款中，不仅要有保护耕地的条款，也要加上国务院、国土、建设等政府部门保证土地供应、维护房价稳定、保证80%的中国城市居民能买得起和拥有自己住宅的义务和责任。否则，只关注吃饱，不关注安居，至少在执政为民方面是有缺陷的。 《小康》：在城市化进程中，居住模式哪些方面还需要调整？ 周天勇：大量向城市转移的人口绝大部分住在工程工棚、城中村、城市小区住宅楼的居民住宅隔屋、工厂和单位的集体宿舍、城郊的租屋等等之中。 一定要整理出耕地或者建设用地以供流转；一定要放宽和鼓励小产权房的建设，让进城的农民，包括城市居民买得起房；一定要宽容“城中村”、城郊租屋，包括在城市的一些区域中发展居民可以自我按照大体规划建房的平民区；一定要将房价水平降低下来，让集体用地直接进入建设市场，改革目前政府垄断性招拍挂供应土地，转变地方政府地产财政格局，对城乡两栖居住方式、多套住房、别墅等开征房产税，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建设将房价压下来。 《小康》：面对全国范围内的炒房潮和房价失控的局面，今年4月中旬，三道“金牌”次第到达，提高改善性购房信贷门槛，限制投机性购房，政府直接入市干预，您认为这个被称为“史上最严厉房地产调控政策”能够真正让中国的房价降下来吗？ 周天勇：不好说。这套政策还是没从体制上进行改革，治标不治本。房地产的宏观调控，需要与土地、财税等体制的改革互动，理顺有关的房地产体制，才能从机制上使房地产经济健康和稳定运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