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山轮会议的最重要成果并不是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特色，而是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触摸到了什么是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
1985年9月2日，一声汽笛长鸣，“巴山”号游轮缓缓驶出重庆朝天门码头，朝着长江三峡的方向驶去。航程目的地是武汉，行程6天。游轮上满载的不是观览三峡美景的游客，而是载着30多位清一色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经济学家，以及部分中国政府经济研究和决策领域的高级官员，其间，举行了一个“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后被称为“巴山轮会议”。
在日后20多年中，此类会议可谓泛滥成灾，但是“巴山轮会议”的历史地位，却已经被证明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经济巨头的聚会
1985年对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可谓是极为关键的一年。正当人们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形势欢欣鼓舞的时候，经济过热的苗头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威胁也在逐步逼近。然而，让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感到困惑的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于眼前的经济形势似乎既解释乏力又束手无策。
为了探讨和解决改革过程中的问题，由刚刚成立三年的体改委牵头，组织了这次会议，以探讨中国宏观经济的形势。
这次会议请来的中外嘉宾都非同小可。外国专家有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那句“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名言的讲述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阿来克·凯思克劳斯；英国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布鲁斯；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奥特玛·埃明格尔；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诺什·科尔奈；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巴伊特；日本兴业银行董事、调查部部长小林实等，堪称是一群当时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
中国方面，领衔者为年已81岁的经济学界元老薛暮桥，薛不仅是学界泰斗，而且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当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安志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马洪，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童大林，体改委副主任，等等。这些都是参与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官员，年龄都在60岁上下。
除了官员，另一部分人是经济学家：刘国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尚全（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人伟、张卓元（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所长）、周叔莲（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等。可以说，当时社科院与经济有关的研究所所长都来了，这些人的年龄在50多岁，属于中坚力量。
另有一批参加会议的“小字辈”，他们在今天格外引人注目：项怀诚，46岁，时任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后任财政部长，现刚从社保基金会理事长位置上退休不久；洪虎，45岁，时任体改委秘书长，现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楼继伟，35岁，时任国办研究室主任，现职中投董事长；郭树清，29岁，当时还是社科院博士研究生，现职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他和楼继伟，都是“挤”进和中央汇金公司董事长去参加的会。
“后勤部长”洪虎
洪虎，当时的体改委秘书长，后来担任吉林省省长，是“巴山轮会议”的“后勤部长”。时隔二十多年后，巴山轮会议的细节他都记得异常清晰。
当时体改委还没有独立的外事机构，只有一个外办，也就那么二三个工作人员，洪虎分管着机关外事活动，对他来说，具体负责这样的活动，也是第一次。
“由于之前没有筹备过，很多事情事先都要谋划好，然后做出预案，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亲自和有关单位协同配合的，比如登船的重庆和下船的武汉等相关地方。”洪虎说，整个活动的组织过程其实相当复杂。在参加会议的外国代表中，除林重庚、琼斯外，其他人都是携夫人来的，在船上，要组织关于会议方面的研讨，另外，还要组织他们夫人的活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