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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王灿发认为，正是由于我们3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环保投入严重不足、环境执法不严，而同时又由于环境污染和破坏后果的显现有一定的滞后性，才导致了去年多起由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受损事件的接连爆发。 也有专家指出，今后若干年，环境健康事件都有可能频繁发生。 垃圾危机“一点就着” 5月在南京天井洼、9月在北京阿苏卫、10月在江苏平望、11月在广东番禺，去年，由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和建设，引发了多起群体性事件。“2009年是中国垃圾危机的爆发年。”张伯驹说。 中国公众前所未有地关注垃圾问题。本次调查中，九成受访者对垃圾处理问题表示“关注”。且和10年前相比，超过八成人表示对垃圾处理问题的关注度有所增加。 去年，随着“垃圾发电黄金期千载难逢”等主张被媒体报道，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建设垃圾焚烧厂的势头愈加强劲，围绕垃圾焚烧的争议也日益升级。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垃圾处理正在演变成为社会敏感问题，一碰这个问题，社会公众反应强烈，在新建垃圾焚烧场、规划处理场新址等环节，群体性事件出现“一点就着”的苗头。 那么，垃圾焚烧厂对人体健康到底有没有害？观点针锋相对。 2010年4月8日，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称，现在人们在炒作垃圾焚烧厂对周边的环境有很大的影响，是一种误导。“西欧发达国家的垃圾处理厂，大都建在城市中心，无非是把这些垃圾处理厂卡通化了，做得非常漂亮，连小孩子都非常喜欢……只要严格按照规定去做，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低的。”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2009年11月18日，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常聘专家赵章元作客人民网时指出，国外技术较好的垃圾焚烧厂旁边就是小学和幼儿园，这种说法是早已过时的广告词。 “由垃圾焚烧产生的二英污染了周围的环境，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焚烧大国。据国际二英会议报告介绍，日本全国的二英浓度平均值超过欧盟许多国家五倍多。”赵章元说，“所以说，把垃圾焚烧厂建在居民区中是有教训的。” 本次调查中，有近七成人认为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垃圾处理设施，对附近居民的健康会造成不利影响。认为“如果严格按照标准建设，则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的只有两成多。 据统计，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年增长率为10％以上，每年未被处理的垃圾约有2000万吨，全国600多座城市当中的2/3已被垃圾包围。但同时，由于民众抵制和选址困难，新规划的垃圾焚烧设施迟迟难以动工，导致一些地方在垃圾处理问题上进退两难。 “如果只把出路放在末端，垃圾永远处理不完。”张伯驹说，政府动辄投入几个亿去建一个焚烧项目，而对于垃圾的前端减量、分类、回收、转运、管理和再利用工作，却远远没有做到位。 10多年前，台湾也曾启动“一县市一焚化炉”的庞大计划，招致全岛民众反对。此后民间社会推动垃圾源头减量，并取得成效。如今焚化炉面临垃圾不够烧的困境。一位台北环保局的工程师曾对媒体表示：“应该是在建造焚化炉之前先做垃圾减量；如果不减量，以我们的环境承受能力，能盖多少座？” “海峡对岸的对抗垃圾焚化炉的经验是：减量、分类、资源化，才是垃圾政策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张伯驹说。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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