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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家目标（2020年国内单位GDP比2005年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45%），大家已经知道了。 国家目标一旦定了，与能源相关的所有行为，每一个人能源消耗、每一个企业能源消耗都要变，国家目标往下传导，通过三个机制向下传导。 第一个机制，将是政策与法律。政府一旦做了国际承诺，中国减45%，国家目标定下来了，政府必然采取法律行政手段，它的压力就要传导下来。 因此中国全社会低碳转型的第一股动力就来自于政府，国际法将促生国内法。这将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动作。 做企业的人们一定要关注这种变化，可能突然加速，或者突然转弯。过去有人讲45%特别高，是挺高的，但是并非不能实现。1990～2005年15年间中国单位GDP能源消耗降47%，在这个基础上再降45%，并不是没有可能。所以，不要怀疑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和行政力，生压也能压下去。 但是上面这么做不经济，考虑到要综合社会成本最低，应该是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联合起作用，这就是第二个机制——市场机制。 因为排放的本质是经济。企业为什么排放？为了挣钱，因此要用经济机制，要对那些动用资金、技术、人力大幅度减排的企业给予奖励与补偿，要对那些不积极减排的企业给予惩罚，用市场杠杆引导社会资金的走向。 还应该加上一个最重要的动力机制就是——技术进步。全社会的低碳转型最重要的动力机制是技术进步，真正解决问题的是技术进步。 整个低碳转型的底层动力是技术，现在产业升级、国家竞争的制高点也在技术，因此我们应该在技术进步上下大力气。这一轮美国突然转型，由小布什很不负责任的态度变成奥巴马非常积极的态度，最重要就是要在这一轮低碳经济当中让他的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就是在新能源和低碳技术上处领先地位。 对中国而言，如果很多技术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代差，在新能源领域，我们与他们没有代差，只有年差，甚至十年都算多的。因为技术的投入、突破都是近年的事，而中国又是最大的应用市场，我们有巨大的投资能力，因此完全可能抓住这一轮新能源技术突破的机会，处于竞争的有利地位。 三个动力机制传导下来到了第四层，所谓低碳经济最核心就是我们的能源结构要发生革命性改变。 首先能源结构，在总能源使用中，要清洁化、可再生化，要降低碳基能源的比例，现在碳基能源接近95%，国家的目标是降到85%，核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2020年占15%，这将发生一系列非常深刻的变化，催生一系列风能、太阳能新产业。另外传统能源清洁利用，中国现在煤炭占70%，这种状况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到2020年煤炭还会占60%，煤炭的清洁利用是中国能否达到国家目标的决胜点，当然也包括能源的传输、电网的改造。 第五层就传导到各个领域，特别是主导领域，比如如何实现低碳交通。从经济性与排放性综合上，未来若干年内哪个最经济、最低碳。 接着是低碳建筑，建筑排放会占总排放的20%多，而中国正处在城镇化过程中，400亿平方米到500亿平方米的建筑，建筑节能技术相对成熟，只要国家把建筑节能的标准稍微抬高一点，在初期建设可能增加5％～10%的建筑成本，但是在建筑50年生命周期内能够节约一半能源。 还有做森林碳汇，我们国家目标定的是2020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碳汇，植物吸收二氧化碳，这些国际社会都认可。此外，还有低碳消费。 最后一个层面，改变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能源使用现状。现在中国按能源总使用量来说我们是美国的3/4，但是我们GDP只是美国的1/3，碳排放超过了美国10%，3/4的能源使用量，但是只创造了人家1/3的GDP，这说明能源使用效率比国际平均水平，比发达国家差得非常远。我们能源效率是美国1/3，接近是日本的1/6，整个国民经济低碳化，最重要一个环节就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我们达到美国的水平，用现在的能源，达到美国的水平，接近美国GDP了，多大的空间！ 低碳这个话题实际上是一种外部压力而导致我们自身行为的改变。 （作者系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的董事长。本文在《小康·财智》记者范颖华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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