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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海宁看来，“在两性间的基本格局里，女人从来都有着几乎先天般的弱势地位”，男女感情的地位转换，从古时女性被侮辱和损害开始，她们在男人那里碰了壁，就学着穿上跟男人一样的黑色西装，拒绝显示一丝性别差异，高唱着Damien Rice的《woman like a man》，在生活里横冲直撞表达愤怒，“但这不是我想说的真正自由，她们仍不自由。”
究竟该怎样获得自由？作为一个“温和的女性主义者”，黎海宁尝试给出了这样一种答案：愤怒和盛气凌人，卑微与惊慌失措，这些都不是平等自由，男女之间的和谐之道，无非是互相给予互相索取互相爱，也许所谓的平等，“只有在此刻，才有存在的可能。我想表现的是女性开始找寻自己。”
表达，让她们一无所惧
懂得找寻自己，是黎海宁欣赏的人生态度。正因如此，她很欣赏香港女作家西西与黄碧云。“西西的《白发阿娥及其他》，呈现了年老、成长、自省、审视的意味，而人需要看清自我、找到自我才能达到‘对世界从失望到再度充满希望’的转变”。而作家黄碧云笔下的温柔与暴烈，“正暗合了舞蹈中无处不在的冲突和张力”。
出自对西西与黄碧云的喜爱，舞蹈《女书》某种程度成了两位作家的文字与现代舞蹈语言的巧妙结合。黎海宁回忆，构思《女书》时她觉得，既是表现女性书写，这个舞蹈便可直接引用一些女性的文字，于是马上想到了黄碧云。“我从她的书里面找一些很有感觉或者很有诗意的句子，选出一些我觉得和这场舞特别吻合的片段。”所以在《女书》的很多部分，观众能看到的是用流动的文字做背景的舞台效果。这些充满画面感的意识流文字，诸如“痛与安定之间，你如何选择？”或者“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着便没事了”，又或者“一定会有那么一天，记忆与想念，不会比我们的生命更长”，给予了舞者们无尽的表达空间。身体语言与文字语言结合为一处，反复向观众拷问着那几个永恒问题：我是谁？我来自何处？我该如何更加自由一些？
《女书》演出结束后有观众提问“为何舞蹈里处处弥漫不快乐的气氛？”黎海宁回答说：“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答案，对女性，对人生的归属，所以一看上去整体有一些悲哀的感觉。我的舞没有开心的结局出现，也许是我有些悲观的性格吧。”
《女书》中在探讨“那些为寻求自由和幸福而搏斗的女性生命”的最后一幕舞蹈中，只有一名女演员，对着抽屉源源不断地掀出无数白纸，音乐痛苦低沉，空白的页面仍等待着女人们去书写，没有结局，也没有答案。
或许，恰如香港舞蹈家曹诚渊先生的解释：“艺术家把舞蹈呈现给观众，使命就可以结束了，如何解读以及怎样思考，是观众的事情。”毕竟，艺术只是帮你打开一扇门，最终还需要你自己走入、探索、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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