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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珍重视子女教育很有代表性。在全国妇联2006～2007年对农村妇女状况调查中的女性流动人口调查中，受教育不足是被反复提到的遗憾。在该调查的结集《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调查》的一章“31名进城务工妇女访谈录”中，有8名提到受教育不足给自己带来的限制，其中5名已婚有孩子者均表示，决心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不然，“那我的努力就白费了。”
城市化的欠账
她们在最佳的年龄进入城市，在失去劳动力优势时返乡。这是所有回流农民工的共同特点。调研组通过在昆山等发达地区的调研结果表明，很多企业招聘员工的年龄要求都是18～22岁左右。而这一点也与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7年发布的“关于当前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分析报告”中统计数据一致。
据2007年的一项企业用工调查，将近60%的岗位要求雇员年龄在18～25岁之间，将近30%的岗位的年龄要求在26～35岁之间。“与男性相比，女性外出就业早、就业高峰比男性出现得早、退出得早，表明她们受教育机会少于男性、企业用工偏好更年轻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时间短。”孟宪范分析。
而在孟宪范最新的一篇《她们是农村版海归》的论文中提到，“返乡”主要反映着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迁移障碍。
“中国迁移人口的回流带有强烈的制度排斥色彩”，她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背后包含的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制度对于农村人口的排斥，使得农村人口流动面临着系统性制度障碍，如城市中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低工资，以及不能享有城市居民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上的福利。而这一制度长期的坚硬性，无疑是大量人口回流的主要原因。进城农民工只在最优劳动力年龄段在城市就业，他们并不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得到的却是超低的生存工资，而当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失去优势时即需返乡，回到缺乏社会保障供给的农村社会。
“目前这种打工妹大规模返乡现象折射出我们城市化的欠账——有流动而无迁移的种种问题。”孟宪范分析，这集中反映在，她们因生育而过早地中断社会劳动生涯、退回家庭的问题。“这一点，只要与城市职业女性并不因生育而离开劳动力市场相比较，就可以看出，打工妹的返乡，反映的是我们二元福利制度的不合理、不公正之处。”
而返乡女农民工的调查也反映出，奢侈的用工制度不可持续。“企业最喜欢用18～22岁的女工。”孟宪范认为，这里的好处很明显；她们反应快，动作敏捷，能耐受长时间连续工作，身体健康。这为企业带来的效益不言而喻。而在打工妹一方，福利的缺位使她们不能在城市完成生育和抚育婴幼儿的生命过程，只得返乡生育。于是，表面上是她们自愿辞工回家，实则折射的是福利排斥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东南沿海普遍的缺工现象已经表明，这种只截取打工妹最富于生命力5年使用的用工模式根本不可持续，且不说她们拿到的只是生存工资。”
“我总是会梦到广州，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回到湖北老家的张玲抱着孩子坐在家门口晒太阳，她在那个城市呆了5年，两年前因为长期流水线工作过度劳累，张玲被机器削去了一截拇指，在得到一笔微薄的赔偿金后，她回到了家乡。
得到或失去，在这些返乡女工的城市经历中浓缩了太多的梦想。
她们的人生期望值已经与流动前大大不同，在自己的家乡她们开始发挥了教师或训练员的作用。洗澡、刷牙、讲普通话，将城市的澡堂、照相馆、美容店移植到乡下，告诉自己的孩子要努力学习，到城市去生活。
返乡的她们，正改变着农村的社会生态，也向下一代传递着改变命运的梦想。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这种只截取打工妹最富于生命力5年使用的用工模式根本不可持续，且不说她们拿到的只是生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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