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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点评
广州经验在于敢闯新路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汪洋主政广东以后，首先提出的是解放思想，要闯出一条路，不能守着传统的思维模式；第二要建立现代的高效率的行政体制，行政、社会，包括政治体制；第三要提高效率，提高行政的效率；第四要减少行政成本。基于这些方面，广东省做出了一系列改革。比如说深圳在机构改革方面合并推行大部制，合并了一些局委办；珠海也在社会体制改革先行先试方面下了一番工夫，进行了一番创新。特别突出的是顺德的改革，党政合一，我觉得他们改革的力度很大。减少了很多环节，特别是在基层，为县市一级政府党政合一做出了有效探索。因为在中央和省一级的层面，党政分开还是可行的，但是地县级如果实行党政合一，效率会更高一些，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创新性的改革。
今年一月，来自东莞市13个中心镇的“一把手”首次亮相广东省委全会，这与东莞“扩权强镇”之间的联系非常清楚，意味着东莞行政体制改革将继续深入。广东许多镇的经济总量、财政收入都很大，比如说东莞、中山管辖的镇，经济实力都非常强，中山又是地级市辖镇，所以有些权力要下放到镇，强镇的提法是正确的，可以把审批权等下放给镇一级，这也是体制改革减少环节的一个方面。
总的来说，广东就是要敢闯，闯出一条路来，走新的路。这些先行先试的改革及其成功的经验，对于全国的政治经济行政体制改革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别让政协成腐败重灾区
参政议政是政协委员的崇高使命，没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强烈的责任意识和知识表达能力，不可能圆满完成政协委员自身职责和人民重托。“商人掏钱进政协”表面上看是个体不轨，实际是领导政治把关不严、执行制度不力、缺乏社会监督，其中也隐约乱摇着官僚腐败的尾巴。
媒体刚披露的广东政协“陈绍基案”，就是政协领域官僚腐败的警钟。广东省政协委员余庆安提出“不应让商人掏钱进政协”，也在暗示各级政协和各级人大也容易成为官僚腐败的重灾区，强化对各级政协、人大的吏治监督和社会监督刻不容缓，制度化建立便捷的进出淘汰增补机制，制度化让民意监督融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去留机制，建立“带病当选”问责机制，“南郭先生们”才能无处藏身，权力才不敢“认钱不认人”。——安徽 童克震
“医疗事故排名”未必是人民所需
“医疗事故排名”是一种重实体轻程序的内部惩戒，但对相应由谁来启动惩戒程序、如何进行惩戒程序，则是欠缺或者不完善的。其本质上还是对卫生部负责的一套行政管理程序，而广大患者与民众所需要的，是一个社会监督、按照法治理念与程序运转的日常监管机制，这个机制向法律正义与程序监督负责，向患者与民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负责。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完善对医疗事故投诉与惩戒的制度性程序，设立卫生部以外的第三方独立专业机构，制定投诉受理、确认、调查、结论、处理、申诉的程序性规定，弥补与解决现在单有卫生部自上而下监督机制的缺憾，切实解决医疗事故治理难的根源所在。——广东 毕舸
应彻底拆除“跑部钱进”樊篱
尽管此次驻京办撤消政策实行的不是“一扫光”政策，仍有数千家保留，但是从此次撤消力度和范围来讲，是罕见的，足以见证了国家对驻京办撤消的态度与决心。但尽管如此，“跑部钱进”的樊篱依然扎得很紧。主要表现在，国家在资源分配上，既不规范，也不透明。更为重要的是，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中央财多事少，地方事多而财少。正因为如此，政府正常运转经费得不到保障，在公共服务等领域出现一系列问题。
因此，撤消驻京办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要想彻底根除“跑部钱进”这种现象，首先有关部门要借鉴发达国家转移支付经验，着手起草《中国人民共和国转移支付法》，对转移支付制度的内容、具体用途、监督形式、处罚规则等，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下来；其次要重新划分与调配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给地方政府相应的财权来有效保障事权，使二者相匹配。唯此，才能有效杜绝目前中央转移资金效率低下、腐败滋生和监督缺失等乱象。——河北 吴睿鸫
（所刊读者言论不代表本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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