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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叶，“老呔帮”每年都要将数千万银元捐于教育。上世纪30年代初，乐亭县的商人们在家乡捐资办起了164所中小学，遍及城乡各地，到解放前乐亭全县有4720名大专毕业生、76名留学生，其中绝大多数都在这些学校受过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乐亭县更是拥有了“文化县”的美称，据考证，只有不到50万人口的乐亭，在解放后走出了9位院士、20多位将军，其他行业的专家精英也是数不胜数。
至于那些在北京琉璃厂经营古旧书业的河北商人，其“文商情怀”就更重了。当年，琉璃厂共设书铺237家，而属于冀商的就占111家之多，直到1956年前，琉璃厂最大的三家书店，都是由河北人经营的。至今，仍坐落在琉璃厂的“来薰阁”便是这“三家”之一。
起初，“来薰阁”不过是间经营不善的小书店。闯京城的冀商陈济川接手后，他提出“以书会友”的经营之道，专门僻出后院供文人学者们小坐饮茶，谈书论道。当年的很多专家教授都和他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来薰阁”的生意也渐渐兴旺。
陈济川之所以能和文人交上朋友，还在于，他作为商人，却把财富看得很轻。据说，当年陈济川听人讲，一个天津人藏有一套《忠义水浒传》，1589年刻版，罗本纂修，李贽评阅，甚为珍奇。他立即派人去天津，以5两黄金重价购得，作为“镇店之宝”摆于店内，珍视程度可见一斑 。然而解放后，在著名作家郑振铎的引荐下，陈济川却无偿将这部价值连城的古书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
陈济川的这种“淡泊”，被一些人称作冀人经商的共性——利润要紧，却不是唯一目的。就曾有人分析说，晋商将经商视为“命”；徽商视之为“路”，也就是抵达理想的唯一通道。而冀商呢，只把经商作为养家糊口、实现人生价值的“事”，做事，则只求无愧于心。心态放平，自然就少了“利益至上”的强硬姿势。
衰落乃时势的无奈
有种说法：“荣极必衰”。前景本无限好的冀商也没能躲过厄运，它在最辉煌时，几乎瞬间便迈入了衰败。
据今天的学者分析，冀商败落和当年长期战乱、时事变迁密切相关。比如“老呔帮”旗下的“益发合”就是在1941年日伪政权公布“七二五停止令”后由盛转衰的，原因是该“停止令”一出导致物价冻结，配给制度全面实行。这对“益发合”而言，无疑是致命打击。从此后“益发合”的营业急转直下。其后的国内战争更是导致其各地分支机构的相继废业。
至于“张库帮”，同样没能逃脱被动荡政局击垮的命运。1924年外蒙古独立。1929年国民政府与前苏联断交，蒙古也关闭了中国的所有商号，“张库大道”自此被迫中断，借此生存的河北商人唯有怨天长叹，感慨生不逢时了。
如今，冀商曾经的辉煌都已成为历史的碎片。但他们确实是个值得记录的商帮，不仅在于，冀商一度是支持中国近现代工业的中流砥柱。更重要的是，他们留给后人的那笔精神财富更为可贵，也就是司马迁所谓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有个广为传颂的故事，或许可以为冀商的“侠义坚忍”作为注脚：“老呔帮”鼻祖“京东刘家”有个规矩，不与官家联手。他们也因此与奉系军阀结怨，在东北的所有商号都被张作霖查封。但他们宁肯伤元气，也始终不与“恶势力”为伍，做伤害百姓众生之事。
如此商者，不该被历史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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