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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01月《小康》
  栏目:往事
外文社的黄金年代

★文 /本刊记者 孙晓青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文社成为中国翻译事业的大本营,众多大家在这里成就了中国翻译界前所未有的辉煌。
  数千年来,翻译家们的杰出贡献数次影响了中国的命运。早在商周时期就已有译官,发展至唐代,翻译事业空前繁荣,出现了玄奘法师这样的翻译大家,在之后的一千余年里,绵延不断的译书事业为中国文明注入了鲜活之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其实,回顾历史,中国每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和我国的翻译事业息息相关。尤其是“五四”之后,中国翻译家们几乎把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都翻译成了中文,也有一批中翻外的翻译大家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他们为中国和世界互动打开了一扇窗口。
  卧虎藏龙的外文局
  解放初期的新中国,外宣事业成了重中之重,目的是为了树立起独立自强的国家形象,并为中国和世界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几乎与新中国同时诞生的中国外文局,是新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的主体。1952年7月,外文局成立了专门从事对外书刊宣传、编译出版外文书刊的外文出版社。
  当时,有一大批编辑、记者、翻译等人才排除各种干扰,从国内外汇集于此。翻译家段连城、王作民夫妇乘船从美国归来,由于中国海岸线被美方封锁,他们甚至不惜摘下结婚戒指贿赂船长,才得以在中国下船。
  那时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很多归侨,母语是外语,外文比中文还好,早晨扫地擦桌子的时候,他们都用外语交流,出版社成了一个卧虎藏龙之地,杨宪益、戴乃迭、萧乾、叶君健、杨绛、草婴、傅雷等一批翻译大家,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共同开始了新中国的翻译事业。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回忆起当年仍然感慨万千,很多刚进入这里的年轻人都是在这些翻译大家们的帮助和关怀下学习和成长起来的,他们把这里比作翻译家的摇篮。
  黄友义是1975年到外文社的。“当时是师傅制,每一篇稿子翻译好后不是直接提交,而是先交给自己的师傅修改,然后才提交。”他说。
  导师制让很多年轻人在工作之初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耳濡目染的熏陶不止于业务上的提高,还有对自我的重新塑造,前辈大家们的一言一行都对年轻人产生着影响。
  有一次,黄友义问杨宪益,如何能翻译好中国古典文学,杨宪益说:“要想翻译好,必须看100本英美文学原著。”这让黄友义明白,做好翻译必须下苦功,仅靠在学校学的那点东西是远远不够的。
  信、达、雅的追求
  中国第一个系统翻译西方哲学的严复率先从理论上总结翻译中的经验,提出翻译家应遵从“信”、“达”、“雅”三条标准。从此,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翻译家们对如何才是好的翻译,不断用各种理解和探索加以呈现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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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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