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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客人，杨宪益永远只会说“欢迎”，不仅仅是那些老朋友，对于很多慕名而去的晚辈，他也都是高高兴兴地接待。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杨宪益看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他说这个人好玩，就说明他喜欢这个人，他不喜欢不苟言笑的君子，宁愿与鲁莽而天真的流氓交朋友。杨宪益曾在自传中表示他喜欢曹操，因为和他个性，他的爱好诗歌、女人和酒。
每个到过杨宪益家的人都不会空手而归。他经常说：“没有什么可留下的，也不要留下什么。”于是，在他的家里甚至找不到一本他自己的作品，因为无论多少书出版了，他很快就送光了。
经常去杨宪益家做客的吴寿松每次看到他书柜空空，甚至连自己的译作都找不到，就将自己珍藏的几套译作拿给杨宪益，让他做个收藏和纪念。“可是下次去准保没有了，一问送人了。我就笑着说下次我可不送你了，你根本留不住。”
杨宪益的外甥女、画家赵蘅也回忆说，“每次来人，舅舅都会主动指指客厅外的那边，让他们看看书柜里有什么喜欢的，都可以拿，就像是固定的节目。舅舅大撒把的东西不计其数，比如香港中文大学赠送的文学荣誉博士服、大批古董藏书、自己译著和诗文集⋯⋯有没有，他都无所谓。”
其实不爱《红楼梦》
老朋友来访，最常聊的莫过于年轻时的“荒唐事”。“他小时候调皮，拿老师名字开玩笑，有个老师叫徐剑生，他将这名作为上联，硬是给对了个下联‘快枪毙’，徐对快，剑对枪，生对毙。当时讲完，我都快笑死了。”吴寿松想起这一段笑着说。
译作《红楼梦》可谓是杨宪益、戴乃迭最声名远播的作品，但了解杨宪益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他喜欢的作品，他甚至说过“看不下去”。
《红楼梦》刚开始翻译了一年多后，文革就开始了。据杨宪益的同事熊振儒回忆，当时杨宪益的初稿已经全部翻完，戴乃迭润色，可是只做了一半就被抓了起来。出狱后的杨宪益和戴乃迭工作上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红楼梦》的翻译。戴乃迭负责二稿的修改润色，她不仅要看初稿，还要对照中文原书，有疑问就立即和杨宪益商量、推敲。经过夫妻俩的努力，1978年到1980年，《红楼梦》三卷本陆续出版，也给他们带来了极大声誉。
在雷音著的《杨宪益传》中，杨宪益不止一次地表露出对这部作品的“不喜欢”。他对小说中不厌其烦地描写宴请、食谱等细节感到不耐烦，而戴乃迭则对贾宝玉的行为逻辑不理解，“既然他那么爱林妹妹，为什么不带着她逃跑去寻找幸福呢？”在他们心中，翻译这部名著“完全是服从组织安排，作为任务完成的。”而同为四大名著的《西游记》和《水浒》则更合杨宪益胃口。
《红楼梦》的翻译工作跨越了夫妻俩四年的牢狱生活。他们之所以还会继续译完，为了忘却伤痛的个人因素起着很大作用。尤其是戴乃迭，那段日子她完全成了工作狂，除了《红楼梦》外，她还疯狂译书，独自一人翻译了十部长篇文学著作和几十个中、短篇小说。杨宪益说：“面对文革的磨难，儿子从患病到去世的前后，她用工作来医疗文革带来的伤痛，用工作来忘却家中的不幸。”现在看来，《红楼梦》留给杨宪益的除了辉煌外，更透着一丝凄凉。
“没什么值得后悔的”
很多到访杨家的晚辈总是试图询问老人对于那段牢狱之灾的记忆，但他对此看得很淡。讲出来的都是平实而生动的故事，彷佛在说别人的事。吴寿松记得杨宪益跟他说过，“他都跟小偷、流氓住在一起。那些人没文化，他在里面没事就给他们读读唐诗，讲讲古典故事，也算是打发时间。”
杨宪益散淡的个性在老朋友眼里格外珍贵和难得。“他一直生活低调，淡泊名利，从不提个人恩怨，从不标榜自己，从不怨天尤人，从不说假话、空话、套话。”谈及老友吴寿松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一直照顾杨宪益的护工连金玉总是很为他抱不平。“我曾经问过杨老，曾经遭受过那么多不公平待遇，就没恨过、怨过吗？每次他都是笑笑，都没所谓了，特别淡然。”
晚年的杨宪益喜欢作诗，当他迁居到小金丝胡同时，写下一首《迁居什刹海》，“独身婉转随娇女，丧偶飘零似断蓬。莫道巷深难觅迹，人间何处不相逢。”诗里浸满了作者老来孤独的飘零之感，却也道出了老人的生性乐观和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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