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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来解读女权主义，就是男女和谐地相处，所有主张男女平等的人都该是女权主义者
《小康》：通过做《后村的女人们》的调查，你觉得农村女性过着怎样的生活？
李银河：由观念习俗所主宰的乡村日常生活仍带有强烈的男权制色彩，而这种男权制体现在农村女性生命周期中的各个阶段：作为女儿，她们在营养、教育、医疗、继承权等方面拥有的机会和资源较少；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们在性、生育、家事的决定、外遇与离婚、家庭暴力、丧偶与改嫁等方面，也都与男性有不同的境遇，处于较为不利的一方；作为劳动者，她们无论是在劳动分工、收入还是在村庄的政治参与方面也都与男性的对比中处于劣势。
在我所调查的村庄，村里唯一的一个女强人开了一个地毯厂，效益很好。但她男人很窝囊，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村里有个习俗是女人吃饭不上桌，所以来了客户，刘华不能光明正大地去跟人家在饭桌上谈生意，所以她每次都要提前教她老公，怎么说、怎么谈。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其实农村妇女本身也具有典型的自我排斥、自我贬低倾向。
《小康》：你觉得造成农村“男尊女卑”的根源在何处？
李银河：中国农村婚姻制度中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习俗是“婚后从夫居住制”（即女人在结婚后住在丈夫家，与公婆同住）。这种居住制度本身就造成了妇女的低下地位：结婚不单纯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而是两群人甚至两个村庄，通过“女人”这个渠道进行的一场交易——男方要交彩礼钱，他们“买”到了一个女人。在这个交易中，女人沦为了一个“物”。
这次我在做调查时发现村里有个外地媳妇，她17岁时几乎是被人连蒙带骗弄到这里给一个30多岁的单身汉做了老婆。12年后，她才第一次回娘家，离家十几年，差点找不到娘家的门。
《小康》：你认为对于女性而言，习俗与法律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李银河：中国在法律上保障妇女权益，在全球走得比较靠前。然而难改的是习俗，社会学上有个“文化滞后”理论，文化和价值观的发展要比政治经济都慢一步。
尤其是在农村，法律和习俗最大的矛盾就体现在《继承法》。为何人们观念上认定，就该是男孩继承？这是因为“婚后从夫居住制”造成了男孩负责养老。因此，若想实现“男女一样继承”，就要改变养老模式，改变“婚后从夫居住制”。
《小康》：你一直对弱势人群抱有关注。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好的、理想的？
李银河：一个合理的社会应当是其中每一个成员都能受到最小的压抑，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获得快乐和实现自我。特别是女人，因为女人所受的压抑一直比男人深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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