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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忍”是否必要呢？吾以为是必要的。
为了实现理想、做一番事业，常常需要忍。当年，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取得长征的胜利，爬雪山、过草地、经百战，“忍”受了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和困苦。这是一种为理想而作出的大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斯人不得“忍”受筋骨之劳、体肤之饿、心志之苦吗？若不能忍，怎能肩承大任！
为了和谐，需要互相“忍”让。在社会上，在一个单位，常常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产生认识上的分歧，利益上的冲突，感情上的摩擦。当然，若是大是大非，那是必须弄清楚的。但事实上大多并不涉及大是大非。若是在这些无涉原则的事情上，谁也不能忍，互不相让，事事争斤较两，处处以牙还牙，那么，就不能求大同存小异，不能互相体谅。这样，在社会上就会纷争不断，冲突不休；在一个单位则是没完没了的窝里斗。若如此，和谐从何谈起？
为成大谋需小忍。古语云：“小不忍则乱大谋”。这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要抓住主要矛盾。什么都想坚持，就会什么都坚持不了；什么都欲得，结果什么都得不到。故欲成大事，必须能小忍。当年，吴越争霸，越王勾践兵败。为振兴越国，勾践请降，并入吴为奴，忍受了吴王君臣的百般凌辱；卧薪尝胆，忍受了万种艰辛。后来果然打败了吴王夫差，使越国称霸一方。秦末，群雄并起。义帝与刘邦、项羽有约，谁先入关谁王关中。后入关的项羽却以王者自居，把刘邦当作下属驱使，设下鸿门宴。为了成就大业，刘邦忍了项羽背约，冒着风险赴宴，并对项羽毕恭毕敬。刘邦小忍果成大业，创立大汉。当然，勾践、刘邦之忍并不算小。但对于兴国、得江山而言，又只能算作小忍了。大小乃相对而言。生活中，为了大谋而小忍的事是常有的。
强者对弱者之忍，乃君子所为、“绅士风度”。战国时魏之侯赢本一芥寒士，然任信陵君为其车牵马，信陵君忍之，君子矣。冯本为孟尝君门下一食客，却因食无鱼、出无车，弹剑而怨。孟尝君忍之，君子所为矣。生活中，一盲者撞了一个正常人，正常人一笑了之，君子也。工作中，下级说了几句过头话，上级并不在意，胸襟宽阔也。强者之忍，不失为一种美德。
弱者对强者之忍，不得已而为之的求生之道、避祸之门矣。昔日，韩信忍胯下之辱，不得已 而为之，好汉不吃眼前亏。今天，敢怒而不敢言的事并不少见。为何不敢言？因自己是弱者，怒而直言，必招祸患，故忍言以避祸矣。当然，身为弱者，甚至有连怒也不敢的时候。这时，为自保只得连怒也忍了。
说了这许多“忍”之必要，是否主张凡事一忍了之呢？非也！吾以为忍是必要的，但同时是有前提条件的。这大概是吾言之忍与佛家之忍的区别吧！
前提之一是“应该”忍的。讲忍，并不是不要原则，不分大是大非。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坚持原则，决不退让。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占我领土，掠我财富，毁我房屋，杀我同胞，淫我姊妹……该忍吗？当然不该！只能与之以死抗争！仁人志士在敌人的屠刀下、铁窗中，可以放弃原则苟且偷生吗？当然不可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他们的选择。今天，面对丑恶现象，面对恶势力，面对贪官污吏，是该一味地忍还是与之坚决斗争呢？如果不讲原则、不分是非，一味忍让，那人间还有什么正道，岂不成了罪恶的渊薮、豺狼的天下？！当然，原则之中又有大的、主要的原则和相对较小的、较次要的原则。有时，为了坚持大的、主要的原则，就要在相对较小、较次要的原则上作出某些让步和妥协。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坚持拯救民族危亡的大原则，我们就“忍”了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犯下的许多罪行和两党之间的许多分歧，与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前提之二是“能不能”忍。有一个时期，很流行一句话：“是可忍孰不可忍！”此话是说，如果这都可以忍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忍的呢！其实，就是说这忍无可忍。此话说明了一个道理：忍是一定限度的，超过了限度就“不能”忍。有人出言不逊、甚至打汝一拳可忍，但若拔刀相向，汝还能忍吗？
忍的两个前提，一个是“质”的，一个是“量”的。凡质不该忍、量不能忍的，都决不忍。这是吾对忍的原则。当然，该不该、能不能忍的质与量，某些情况下一时难以作出判断。吾以为，如果在人民内部、同志之间出现这种情况，不妨礼让在先，待有了明确判断后再作计较也不迟。
说了这许多，一个“忍”字恐怕还未说清。有什么办法呢！世间之事就是这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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