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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只有一个学员，我们几个老师也要围着他转，该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王斌揉揉眼睛，有点失落。
“李秘书长对这个事情非常谨慎，一直没有大规模招生。他给我们基地提出的总方针是‘不能二次伤害青少年’，反对暴力戒网瘾。”王斌说。
陶宏开也曾经是阳光家园五天夏令营广告中的活招牌，“2008年10月，李宝惠找到我，说协会在大兴有个基地，投资8000万。李要给我设一个秘密账户，说是每来一个戒网瘾的，给我1000元。”陶宏开气哼哼地说，“我当时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秘书长李宝惠曾任卫生部官员。李宝惠对陶宏开的说法不置可否，他在电话里非常生气：“我不知道陶宏开是怎么想的，现在谈这些东西还有意义吗？！你说，说这个有什么意思！”
李宝惠说：“今年4月份确实与陶宏开合作过，但后来没有继续深入合作。两陶之争，我们并不偏向谁。我们将与哪个陶合作，现在也没定。”
在陶宏开的讲述中，卫生部曾经给过李宝惠两个课题，都跟戒网瘾有关。防治协会原定10月份在济南的网康举办首届全国戒网瘾专家大会，把所有戒网瘾方面的专家都召集起来开会。翟振杰表示，原来的确要组织一个“首届中国戒除网瘾学术研讨会”，李宝惠想成立一个行为成瘾委员会，但是没批下来。
王斌则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协会内部有规定，会长换届选举跟协会改名不能同时进行。这次李秘书长可能要升任会长，协会想改名为‘中国成瘾防治协会’。”
但李宝惠否认了协会将要改名。“改名还很不成熟，还没有提上日程。”
各种“基地”名称的变化，有时是因为行业的归属感无处找寻。翟振杰在创办治网瘾学校的过程中，也是倍感困惑。2007年他开始办学校，需要找一个主管单位，但找了一圈都没人管。“教育局不管，找卫生局也不管，到底归谁管呢？先是找了山东心理卫生协会，挂在它下面，这还多亏是协会的书记帮忙。后来规定协会不能搞经营，只好自己再找，现在学校是归山东省工商管理局管。”
“国家该给这个行业一个规范。主管单位这方面的问题，政府有些部门是不作为。”翟振杰，这位从业者都对这种混乱感到极不适应，在治疗标准缺席的背后，还有更多缺失的东西需要规范。
相比民营训练营相当生猛的训练方式，有着诸多背景的各式“基地”看起来相当有规模，只是除了陶然的基地，其他基地仍在砸钱之中。身处其中的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将2009年的《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数据报告》的重点确定为“网瘾治疗机构的市场如何规范”。
“现在这个课题遇到了困难，我们需要得到社会的各方面支持，找到钱以后再委托中国传媒大学的团队来做。目前我们缺乏资金的支持，正在找钱的过程当中。”秘书长郝向宏有点无奈，“往年都是11月份出报告，今年只能是尽量争取了。”
（实习生李彪、于靖园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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