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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厕所、洗澡，这些最隐密的事情里，却折射着时代变迁。60年间，中国人的卫浴领域里，从私密感受，到产业发展，都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公共厕所：从遭罪到享受
“我再也想不到，厕所可以这么上！”年届七旬的高老先生说，让他发出感慨的是一款用后可自动冲洗的座便器。他回想起刚解放时他去上厕所时的情景：“小时候，四合院里讲究的人家有个小厕所，蹲式，每天有掏大粪的来收拾。有的人家穷，几口人挤两间小屋，除了公用厕所，就是马桶了。”
对于公共厕所，老北京人都有着熟悉而复杂的记忆。曾经一个时期里，每天早上，人们一见面就会问：“干嘛去？”“开会——”。“开会”就是上厕所，因为当时人多，公共厕所少，人们不得不在门前排队等候，等的时候天南地北地聊聊，再加之北京人的政治敏感性强，每天的国家大事少不得在此神侃，故称“开会”。
北京刚解放时，比较像样的公厕83座，胡同里很少有公厕，直到1959年，北京公厕增至1049座；1969年，才增至3327座；差不多一条胡同能有一两个。但如厕问题还有待改善，人们呼声很高，于是1979年，增至5500多座；1989年，增至6800多座；1994年，增至6870座。20世纪，随着危房改造、拆迁等一系列的城市变革，公共厕所有所减少。
“公厕变化最大的还数近20年。”东城区环卫局工会主席宗德雯说：“北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胡同里基本没有公厕，厕所一般在居民院内，称为‘户厕’。直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北京胡同里开始逐步建起‘街坊式’公厕，这种厕所就是城墙砖搭的，中间没有隔板，厕坑是沟槽式的，每天有专人一天两次用胶皮水管将粪便冲入粪井。因为公厕建设的选址问题，东城区的户厕从改造到全部取消整整经历了30年。”
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公厕也还是“初级”水平。在8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公厕蹲位之间没有隔挡，一览无余。据早些年环卫局调查，北京公厕的氨和硫化氢的含量分别比日本的极限含量高若干倍。被外宾称为夏天“哭笑叫跳”，冬天“蹲躬站”。某些港澳同胞和外国人因不习惯北京公厕无遮无挡，只好头朝里，臀部朝外，被戏称为“鸵鸟政策”。一位美籍华人曾说：“北京的厕所让我感到了震惊，随后我又感到了一种耻辱。”
当时还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一个外地人对北京人愤愤然说:“我在你们北京呆了这么久，才发现两座公共厕所!”北京人戏答：“多了就奇怪了，本来就只能有两座，一座男厕所，一座女厕所。”
直到90年代，北京的厕所改造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进程。“1993年前后，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日益关注，对公厕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对公厕有意见。一是脏、臭，二是数量少，不仅生活不方便，也影响了国家形象。当时有人提出‘公厕革命’，虽然对这一概念我们还觉得有些模糊，主要是从外观进行改进，改变传统观念中的公厕‘形象’。也有人提出‘厕所与经营门脸相结合，以厕养厕’，让厕所从此有了第二职业。这些围绕公厕所进行的改造，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公厕革命’从北京波及到全国。使东城区的公共厕改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宗德雯说。
1994年至1999年，东城区提出“不把破旧的公厕带入21世纪”的目标。开始推行“上类厕所”，并提出“一厕一景”，强调厕所与周围景观的和谐统一。虽然是外观的改造，但贴磁砖、安隔板，还是让厕所有了最初的“人文关怀”，从此上厕所不用再“大眼瞪小眼”，味道也没有过去那么“刺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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