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人惯用的体制外手段常有歪门邪道之嫌，但却常收体制不及之功，比如80年代初温州“能人”们教会全国商人的“回扣”策略。“有人认为温州人搞回扣是行贿，但这确实是很有效的一个办法。温州人就是通过回扣策略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堡垒，使温州的商品打入了国营商场。”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说。 尽管市场经济中的草莽路上另有风景，但是当温州人把逐利的目光投向外部世界时，他们还是清楚地意识到，接受一套通用的企业经营机制和市场游戏规则是必须要做的事。 浙江圣邦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姜纬，在向《小康》介绍他的企业时，特别说明了他在上海建立分厂的目的。“上海那边的工资、保险、福利等等标准会高一些，但我们还是决定在上海建厂。以后中国的企业会像国外一样越来越正规，法律会越来越健全。企业应该有前瞻性，我们就是要提早走正规化的道路，在上海建厂就是要感受一下正规化的氛围。” 财富中毒病 温州的地方文化多少带点媚富斥穷的狂傲。 温州的狂傲是有“资本”的。在这个城市狭窄的街道上，奔驰、路虎、保时捷列队行驶是常有的事。温州市有出租车3300多辆，据说，当地的宝马车与这个数字大致相当。 每一年，在外经商的200余万温州人会源源不断地将赚到的钱汇入温州。据温州市委的一位官员介绍，温州市委相关部门在2006年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年春节前一个月内，全国各地通过银行系统汇入温州的资金高达330亿元。 “这些流入温州的钱，实际上更多地体现在消费方面，所以肯定会对温州的商品成本产生影响。”这位官员分析：“比如温州的房价比一线城市还要高，为什么？就是因为温州有强大的现实购买力支持。” 在距温州滨海园区不远的一片工地上，四座住宅楼正在建设中。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小区的房子设计得“很烂”，所以每平方米只卖2万多元。马路对面的一个小区相对好些，那里的房子每平方米的售价是4万多元。 在众多有钱人和强大购买力支持下的温州物价，无可避免地成了这座城市“媚富”的象征，而它所具有的另一个现实意义是对穷人和外人带来的心理打击。 “在温州生活，成本很高，而且压抑感很强，因为到处都是千万富翁，一般人会觉得自己是个小不点，心理压力太大。这是温州独特的城市文化。”圣邦公司董事长姜纬认为。 “温州人很爱显摆，在买房、买车、结婚这些事上喜欢攀比。”一位温州市民坦言，“不过攀比也是挣钱的动力。” 在攀比动力的驱使下，温州人总是在想方设法地挣钱，而一些人挣来的钱又成为另一些人挣钱的动力。这个循环，如今已经成了温州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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