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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型拉动”。在改革初期，我国基础设施差,投资拉动是必要的，但是否就长此以往，思路永不改呢？它对经济的持续发展有没有负作用？
近期，一些理论家提出：“高投资是（中国）现阶段平衡高储蓄的唯一选择”，提出了“唯一性”。据说，此观点“也是国家‘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理论依据”。就在近日召开的“全球智库峰会”上，我国的一些权威也言：“扩大消费很难⋯⋯当前的选择是维持和扩大投资”。受此影响，当前在一些地方和政府的经济刺激规划中，不少规划是把投资要素作为发展本地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而对其它要素，对消费要素，对结构调整，对促进民生，对提高就业，对调整分配机制，对提高社会保障等，提得较少，或放在了次要地位。
高投资未必能平衡高储蓄
按一般经济理论，劳动的收入基本用于消费，而资本性收入基本上转化为投资。政府和企业的收益，最终是做投资和形成产能，而不是形成消费。政府主导型经济，是投资的经济，但若不关注消费要素的增长，此种投资经济最终将造成产能过剩而自我消化不了，只会走向出口导向型经济，必然又陷进“高储蓄→高投资→高储蓄”的怪圈。
我国当前提出的经济提振计划，仍旧是在刺激投资。如若投资思路不改，仍像1997—1998年及2000—2001年那两次“危机”中的投资拉动模式，那这次能否取得良好效果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外需也是疲弱的。
我国当前的矛盾，是消费与投资的矛盾，是内需与外需的矛盾。这是两对主要矛盾。
所以，我们要解决中国经济结构不均衡的问题，首要是解决“过度投资与消费疲软”和“过高储蓄与消费疲软”的不均衡问题。
故此，在这轮经济提振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考虑投资因素，更重要的是要考虑消费因素。同时，我们不仅要考虑消费，还要对传统的投资拉动方式进行反省和纠正。
上述已分析，传统投资型经济使政府和资本的收益增大，而劳动报酬持续下降，它不利于提高居民的最终消费水平。这是由经济体的投资模式和增长方式决定的。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的消费率从59%下降至48.8%；居民的消费率从改革初的68%下降至2007年的3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60%）甚至发展中国家（印度55%）的水平。这就要求转变传统的投资方式和经济模式，由投资重化和资本密集型向投资第三产业转换。
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是资本密集型。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抬高劳动报酬占比，提高收入，并可以更大力度地缓解我国当前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这种投资转换，都有利于刺激消费，也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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