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G背景下的手机实名制，并不仅仅是为了遏制垃圾短信的泛滥，更多地是为实现更多的3G应用打基础。 “我公司有多种类型的发票、报销单，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XXX，找王经理。”类似于这样用陌生号码发来的垃圾短信，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陌生，却又无可奈何，即便是监管机构也无能为力。 事实上，这是因为手机号码的不实名在一起程度上造成了垃圾短信和骚扰短信的泛滥。也正因为如此，不久前广东省通信管理部门在答复广东一政协委员一个关于“手机实名制”的提案时不经意间透露的一句“工业和信息化部已会同公安部、国务院新闻办等有关部门联合制定手机实名登记制度的法律规范，已上报国务院等待审批”，很快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就像唐代著名诗人岑参的诗句所描述的那样，不经意间，手机实名制一下子就成为了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实名制推倒重来 实名制之所以受到热议，显然与人们期待其能有效解决存在已久的治理垃圾和骚扰短信难的困局息息相关。有意思的是，“手机实名制”的说法并不是第一次。早在3年前的2006年，时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的王旭东就曾提出了手机号码要象银行账号一样实行实名制登记的设想。其初衷也就是为了整治日益猖獗的垃圾短信。遗憾的是，“手机实名制”在当时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没有来得及落到制度上就早早夭折。 “这其实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做法。”3年后，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杨宝升对于这一轮的“手机实名制”做了这样的定论。 作为先后担任过国家邮电部数据通信局副局长、中国电信集团互联网业务部副总经理和中国电信集团北京电信公司副总经理等一系列要职的通信业资深人士，杨宝升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运营商其实并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推动手机实名制。 事实确实如此。作为推动手机实名制的主要力量，无论是中国移动还是中国联通，由于都有着大量的用户是非实名制的预付费用户，都担心在推动过程中会造成用户的大量销户而造成用户数量的大幅缩水。更何况，在推动手机实名制的过程中，必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因此，杨宝升认为，上一轮的手机实名制几乎可以用“费力不讨好”来形容。其得到的来自运营商的态度也是“能拖一天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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