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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把这些矛盾和冲突完全归结为县级政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认为，县级政权更加接近基层，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冲突的表现也是方方面面的。很多问题的根源也来自于体制和政策方面，有时候县级自身也难以完全掌控。
他认为，造成基层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传统官本位文化、农业形态文化、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县级政府的干部队伍状况、现代民主法治意识、公民社会意识等方面，与城市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很多问题的处理仍然以传统方式为主，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的要求有时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定期组织培训，加强思想认识和业务培训也是非常必要的。
“县官”对谁负责很关键
“一个干部成长为县委书记很不容易，在这个岗位上追求什么很值得认真思考。”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给县委书记讲课时这样说。
县委书记追求什么，就会向哪个方向努力；县委书记的政绩观如何确立，直接关系到他治理的县域如何发展。几年前，许多领导喜欢大谈自己的政绩观，而近年来，许多领导却不愿意再谈政绩观，“好像一说政绩，就会被人误解为形象工程、唯GDP论等等。”
其实，自古以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大多数官员都想在任期内干出点政绩来。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委书记黎石秋毫不讳言自己的政绩观：“领导干部就应该追求政绩。为人民维护公平正义是政绩，维护社会稳定是政绩，但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责任人，最重要的政绩还是发展。如果不能有益于民富、县强，就不是科学的政绩。”
官员追求政绩理所应当，但这种政绩追求应当是对老百姓负责的。然而，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的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暴露出的问题令人担忧。
对于“逯军”事件，有人评论说，一个省会城市的官员尚且如此，那么县一级的官员呢？近年来出现的许多突发事件，就是因为当地官员把党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对立起来，认为对上级负责才是对党负责，对老百姓负责就会得罪上级。这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在现行的五级行政体制中，“县政”已经被边缘化，现有的财税制度、人事任用制度受制于上面的地市一级，县级干部只能唯上是从。
刘旭涛认为，要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要摆脱县级政权对地市级政权的行政依附关系，进一步加强县级政权建设。目前一些地方的“省直管县”改革试点工作值得期待。
他说，县级主要领导最重要的素质是，切实能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着想，为当地百姓的长远利益着想。我国的农业发展、自然资源保护、环境保护，县级政权起到关键的作用，尤其在当前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眼光应更加长远，避免急功近利，甚至图一时之快，吃子孙后代的饭。
县域经济也是县域政治
县级政府在我国基层政府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我国13亿多的总人口中，县域人口接近10亿，县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90%以上。从历史角度看，“郡县治则天下安”，县一直是中国最稳定和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县政一直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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