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记录下了女性的这一变化。上90年代初期，更多的文学作品是抒发性经验的表达，如陈染的《私人生活》。1996年以后，在“女性文学”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也就是被人们称为“身体写作”的时尚女性文学，卫慧以《上海宝贝》中更加赤裸的文字向人们展示都市年轻女性的性观念，还有棉棉、安妮宝贝等；2003年最为轰动的当属木子美的《遗情书》，其中露骨的性描写让其一夜成名。 这些作品传递的大量性信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中国女性在性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从原来的羞于启齿，到欲说还休，再到公开讨论，最后到质量的要求，其间的变化翻天覆地。 2009年3月末，由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中国人口协会共同发布的《中国女性性福指数调查报告》中，对自己性生活感到满意的女性只占32%，而这也大大给女性的工作、生活，尤其是家庭带来了影响。其中，有63.9%的女性认为影响很大，认为不太大的女性仅占比13.1%。有专家指出，女性对于婚姻中性的期望、祈求和评估标准已经开始超过男性，她们的感知更为敏感和细腻，因此，女性的失落、不满和改变也开始超过男性。 最严重的后果是以离婚的方式进行表达。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离婚率在不断提高，离婚对数从1985年的45.8万，扶摇直上到2005年的178.5万。根据《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08年全国共有226.9万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比上年增加17.1万对，增长幅度达8.1%。 “这么多人会离婚，原因很多，虽然更多的理由都是夫妻性格不合之类的，但私下去调查了解，有很多都是因为性问题而分开的，比例很高。”马晓年表示。对此，很多学者都持相似的见解。有调查显示，在分析原因时，性的因素占到第一位，占比35%。也有学者认为离婚的主要原因来自婚外情，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婚外情也是性问题，是配偶和他人的性关系问题。 “从性中解放”还是“让性解放” 在中国人的性观念已颇为开放的今天，也许借用福柯“从性中解放”与“让性解放”的概念来理解当下中国人婚姻中的某些问题，不失为适。 李银河曾在《虐恋亚文化》中介绍道，西方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先后经历了两次“性革命”。第一次“性革命”的特点是大量的性交与乱交，第二次则注重保持对性的热情与兴趣。对此，李银河评论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次性革命是性的解放，而第二次性革命却是从性中解放出来。按照福柯的思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把某种与生俱来的生理或心理欲望解放出来，而是从这些所谓‘欲望’中解放出来。” 在中国，人们“从性中解放”及其“让性解放”的进程似乎是同时进行的。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婚前性行为开始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实践。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介绍说，改革开放以前，婚前性行为很难获得社会的宽容。即便是在文革结束后，婚前性行为致孕也足以让少女诉诸自杀。“八十年代初，有一次一个加拿大妇女代表团到学校访问。会上我非常严肃地向加拿大专家询问，在加拿大，有多少年轻人有婚前性行为。加拿大专家听了笑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你应该问有多少人没有婚前性行为。’”夏吟兰说，“这样高比例的婚前性行为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但如果今天我们做相关调查的话，恐怕也要反过来设计问题了。” 1993年4月，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店“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在北京开业。据说最初来这里买东西的人大多都是立领、口罩、大墨镜的打扮，而开店人也不得不承受类似“淫店”、“流氓”的责骂。但是今天，人们在面对已属常见的性用品店时再无半点惊讶，因为开发“性”的愉悦和保健功能早已成为中国人眼中天经地义的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