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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京办与制度改革
对于中国的体制转型而言，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仅是系统工程，也是枢纽工程。显而易见，各地政府“驻京办”，实际上构成了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网络的一些极其关键性的结点；或者说，不同机构之间进行反馈和互相操作的各种杠杆效应的重要支点。
平心而论，各级政府通过“驻京办”争取中央的财政拨款来投资创业出政绩，从而振兴当地经济，本来很有可能形成一种“地方积极上项目，中央择优给资助”的良性循环圈，在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同时，也增强对中央的向心力。也就是说，以“驻京办”为媒介，中央政府不妨通过利益诱导来激励地方，加强垂直监控；地方政府也不妨借助非正式的纵向交涉以及横向的、可视化的政绩竞争，反过来和中央进行博弈，并在达成“条条”与“块块”之间均衡的前提条件下，享有某种程度的地方自主性。
但是，由于缺乏公开透明的审批程序以及财政预算审议制度，在实践中，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的机制被严重扭曲。目前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能够兼顾各种积极性的“政策共同体”，而是少数人进行暗盘交易、对随机性很强的财政拨款结成寻租和分红的攻守同盟的“利益共同体”。据媒体报道，各地“驻京办”每年用于疏通关系的“灰色花费”数额不菲，何况还有得到拨款之后逐层盘剥以及盲目的配套贷款所引起资金流失的巨大规模。更值得忧虑的是，以“驻京办”为结点的网络，经过长期积累和演化，使得中央和地方的官僚之间的勾结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顽固，导致结构性腐败四处蔓延以至无从收拾。事实证明，对“驻京办”的腐败行为采取惩治措施的必要性是毫无疑问的；现在需要想的应该是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制度改革方案。北京 王鹏
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而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就是调节社会成员收入的二次分配。现行个税征收办法还存在这样的弊端：收入相同的纳税个人，纳税金额一样。但由于个人支出情况不同，家庭赡养人数不同，家庭整体收入与纳税人负担的差异很大。不考虑纳税人支出情况，一刀切征收个税，显然有失公平。这需要从政策上引导社会公平分配，通过二次社会分配，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避免产生马太效应。武汉 叶祝颐
提税对控烟的作用能有几何？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烟产品消费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甲类香烟的消费税在生产环节从价税率由原来的45%调整至56%，乙类香烟由30%调整至36%，雪茄烟由25%调整至36%。此外，还在卷烟批发环节加征了一道从价税，税率为5%。这次国家对烟产品消费税的大幅调升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和热议。
其实，对于烟产品予以高税负的歧视性待遇政策，“寓禁于征”一直是我国烟草业税收政策的导向，但是高税负对于控烟、禁烟的作用又有多大呢？不仅我国烟民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而且烟民低龄化的趋势日见突出。寄希望于提高烟税进而推高烟价，让已高度成瘾的吸烟者因“吸不起烟”而戒烟，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因此，对于此次烟产品消费税税率上调和在批发环节加征5%税率从价税的原因，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做出的解释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它主要是“为了适当增加财政收入，完善烟产品消费税”。对于那种认为提高烟产品的税率“能挽救上百万人的生命”的说法，我看只是一种夸大其词的盲目乐观，是不切实际的一种“空想”。因为在我国，目前还存在一些非体制因素阻碍对烟草业“寓禁于征”的税收政策实践。湖北 黄栀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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