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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的制度只考虑了它管理的便利，从它能够掌握资源的角度提了这样一个方案。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和其他部委，也会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因此，就会发生冲突。”陈则明认为，要讲民主决策，不能用中国计划经济的思维做事。
贫民窟的社会问题
“如果说上海想当然地对建设保障住房有成见，那是冤枉她了。上海也是曾经动过真格的，因此，对这种方式更是退避三舍。”
“上海做事情比较老实，配套房真是给穷人配的”。陈则明介绍说，宝山的顾村，还有嘉定的江桥这两个地方真是给穷人造的，大都是动迁户。“实际造得不差，老弱病残都安排在那里，有工作的人肯定还是要到市区买房、租房的。”
“这些人一集中就完了，政府在社会管理上的投入不得了。比如说，两劳释放人员、没饭吃的、退了休的，肯定就在那不走了，不无事生非才怪呢。”这个事情至今想起来陈则明仍觉得很不妥当。
“类似的把一大批社会结构相同的人集中在一个小区里，肯定有社会问题。这应该说是个教训。”
上海还曾经建了两个“一千万”的保障房：一个是一千万平米的配套房，另一个是一千万平米的中低价位房。但最终，两个“一千万”也没有完全做成预期的样子。因为只要是推出的时候，就发现会碰到一个问题：没办法分配。
“应该说，上海这些年配套房解决得不错。配套房主要解决市政动迁和商业开发产生的住房问题，应该说没有大矛盾。因为，上海人法制观念比较强，政府有不当的地方，老百姓肯定上访主张他的权利。但是，另外‘一千万’的中低价位房，并没有真正针对原定的对象，最终还是转向配套房或者商品房。”
因此，上海一直青睐货币补贴的方式。据了解，上海极少的廉租房绝大部分是在房地产形势不好的时候收购的，还有政府少量的建一点，力度也比较小。而开发商都宁肯拿出货币来补贴因此造成的社会外部效应也不肯配配保障房。陈则明认为，补贴是皆大欢喜。“目前上海的补贴也不可能全覆盖。大概十万户都没有，百分之一的人口都不到，这也没办法。”
他说，在国外，货币补贴也是主要的住房保障形式，比如美国。“新加坡的公屋制度我们是学不来的，因为那是个城市化国家，政府拿个几十亿，一下就永远解决了问题，而中国是不可能的，肯定还要走大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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