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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说，西汉初年的治理传统就是建立在“尊重不同区域的治理传统，尊重自由发展的民意”的基础之上的。
西汉政论家贾谊写下著名的《过秦论》一文，并在文中发表议论说“（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然而好景不长，到了秦二世，“一夫（即陈胜）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贾谊认为这是秦王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缘故。
何为仁义？何为攻？何为守？贾谊富有煽动力的文字后边，却不免失之空泛。回顾公元前220年至汉朝初期的那段历史，帝国最令人苛责的是其暴敛无度的财政政策（包括徭役政策）。然而推敲其财政的去向，人们可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公共项目之目的——最典型的就是修筑长城、戍边抵御北方匈奴的入侵，此外还包括一些水利设施的修建，如在南方修建灵渠、在江南疏通运河和治理太湖等。
农业经济为主要支撑点的社会体系，承担不起过于沉重的公共财政，尤其是一系列重大工程在一个简短的时间段里集中发生。但很多时候，外部的压力突然降临，却不是由帝国内部治理者们所能掌控得了的。我们似乎可以理解汉王朝初年所采取的与匈奴“和亲”政策，其理论依据大概就在于秦王朝竭泽而渔应对外部危机的教训。
但值得深思的并不止于此：边患的问题自西周以来就大量存在，问题在于，为什么当秦国还是一个区域性邦国的时候，能做到抵御胡人的入侵，并保持了军事开支与财力汲取速度的平衡。而成为一个统一的帝国以后，却反而使平衡失控，从而导致内部危机的总爆发？
当然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个很重要的因素。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了匈奴的各个部落，资源的综合调度能力得到加强，远非昔日可比。但此时的中原诸侯国也被秦国一一兼并，从力量消长的对比上，彼此的差距变化应当不会很大——那么，问题的症结就肯定出在秦帝国内部的治理了。
帝国统一以后的制度建设，以秦国的单一治理模式向全国推广，以较为简单的秦国经济模式去同化相对复杂的六国经济模式，时间短暂而进度急切，从而使利益受损面过于广阔。在前六国的土地上出现全民性的反秦风暴，成为势之必然。
而“利出一孔”的制度建设处于相当的不稳定状态——帝国的统一，仅仅建立在军事的优势之上，所带来的变化也只是社会中上层势力的重组，社会基本结构并没有在大重组中获得改进。这使原六国的贵族铤而走险，张良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从事工商业的民众、本地化的中下层官僚也都在“利出一孔”、“利出一地”的社会制度改造过程中日益积累不满情绪：最后这一切，随着最一无所有的那个阶层的爆发（即陈胜吴广起义）而爆发。
同样围绕战争的目的，与中原农耕文明国家截然不同，匈奴游牧民族的军事侵扰本身就是一种掠夺性的财富汲取方式，战争就是为了掠夺财富，满足对财富的需求，与农耕社会的战争消耗财富不可同日而语。
秦未亡于外敌入侵而亡于内部反叛，则说明秦过度关注外部风险而忽略了内部的隐患，其为满足御外需求而急速推进的“利出一孔”的政策，是足以加剧内部各种反对势力的集合和纠结。
考察反对秦帝国的利益同盟的社会组成，我们可以发现，项羽的基础是前六国贵族，而刘邦则更代表中下层利益集团的意志。有意思的是，项、刘二人，均出自楚国，当初以其综合实力与秦国最有得一拼的诸侯国。尽管秦国依靠其强大的资源调度、整合能力，战胜了包括楚国在内的所有对手，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楚国最终展示了另外一种力量，“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给了秦帝国以及后世的帝国治理者一个深刻的教训——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即便由中央集权取代了分封制，也仍需给各地区留下适当的活动空间。把地方和民间的空间全都封杀了，金字塔顶的权利也就摇摇欲坠了。
某种意义上说，西汉初年的治理传统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尊重不同区域的治理传统，尊重自由发展的民意。后人把那种方式称为“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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