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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该国的总产出来衡量的，总产出取决于总投入。投入有三个来源：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前两者都是物质投资，后者则是无形投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可以带来内生的经济增长，而内生的技术进步则来自于经济当事人的无形资本投资即人力资本投资与研发投资。由于无形资本具有外部性，当无形资本投资不足时，经济将达不到帕雷托最优或经济是动态无效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应用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投入，从而收益的利润也在增加。
从我国来看，根据测算，1987～2003年，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率却不到30%，而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却达70%，然而，物质资本投资具有规模收益递减性，如近年来，中国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和当地经济水平的非相关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由此可见，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所谓速度过快的根本对策是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分为五大块：一是医疗和保健；二是在职人员的培训；三是正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四是非厂商组织的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五是劳动力适应于就业机会的迁移以及提高企业能力方面的投资。其中，教育投资与医疗保健是整个人力投资的主要因素。由于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改善具有外部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投资，而中国政府的教育、卫生投资相对规模尚处于较低的水平。
《小康》：您非常重视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这与经济发展应该也有直接的关联。
邹恒甫：必要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再也不能让人民由于这方面的担忧而心惊胆战节衣缩食地过日子。没有必要的社会保障，穷人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整个社会就会失去活力，经济发展也失去长期的动力。
社保基金亏空严重几乎是世界各国的通病。富若美、欧、日等国也为之头疼，何况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社保基金亏空巨大，官方公布数据为7200亿人民币，个人养老金账户空账运行严重。同时，中国的教育支出只占GDP的3%，许多发展中国家已达到5%左右。我认为，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要各占GDP的5%左右才正常。
社保基金的解决可以依靠财政支持与国企分红来解决。具体到操作办法，可以加大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在社保上的投入。公共服务的不足，对于一个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卫生医疗设施、基本失业补助金和养老保险以及农村地区基本的公共设施服务等方面应建立最低国家标准。还有将国企分红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这样就可以使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保相关支出大幅增长。我国要实现国企分红的一个重要障碍就在于国企利益集团化，我们应该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监管机制。
《小康》：中央一号文件中一再强调了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也在着手建设、完善。但对于中国经济，企业的健康发展或许成为当前要务。
邹恒甫：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同时受到了牵连，政府一直在试图采用各种政策和手段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以此来带动经济增长，降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由此可见，内需是经济长远发展的一项重要保障。
在最近的经济活动中，让产品下乡成为一个热点。这是一个好现象，起码我们有一个意识，就是让农民来消费我们的产品。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如果农民没有相应的保障制度，收入低下，那如何来消费？所以要保持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就应当保证这些生产消费产品的中国工人的生活质量能够同期提高。中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需要做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远见，把中国的农民工发展成为中国市场的消费者，那样就会降低我们未来可能受到的国外经济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在当前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许多经济学家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与观点。我认为经济学大师马歇尔说过的“热情的心灵，冷静的大脑”应该成为经济学家言论的出发点。经济学不可能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经济学家有责任来呼唤社会良知，有义务为社会公正呐喊。有人认为，经济学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这是对现代经济学的极大误解。经济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人类的效用和福利。纵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看到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始终热切地关注着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一些经济学大师在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领域的经济分析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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