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货币政策有自身规律以及滞后效应的特殊性，并非连续调节可以达到需求或预期结果。中国货币政策两个半月调整4次，而实际水平调整的节奏已经达到7次的效应，其结果对信心或经济而言是“雪上加霜”，进而导致国内经济金融恐慌和不安达到极点。传统经济金融理论与现实经济金融心理需要全面考量和评估，采取适宜对策，而并非简单的低利率就可以解决问题和恢复信心。日本长达10年的经济低迷甚至衰退，零利率的伤害以及被动也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最后，从中国货币政策的手段看，货币政策两个支撑点中，应对危机，我们只在不断地运用利率手段，而从没有运用汇率方式，一方面是中国汇率改革制度框架模式是否有效，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机制有无进展和成型？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水平是自我需求，还是外部需求或推进？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原则看，小幅度、可控、渐进是三个基本点，而人民币汇率水平改革至今上升20%，可以说超出自我目标和原则，更何况这种趋势是单边上涨，而不是波动性的双边规律。中国汇率改革超出预期、超出规律、超出自我，我们却“回避”汇率手段，单边运用利率手段，政策结果和预期结果都不尽人意，我们要考量政策搭配和政策规律。从利率下降开始，市场各种舆论就不断地争论货币政策的方向，从紧与宽松是焦点界定，然而美联储在一年多中连续下降利率达到9次，至今市场并没有美国货币政策从紧与宽松的界定。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竞争力
目前我们的金融市场在不断引进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非常有效的金融产品，然而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利润回报或风险规避，包括QDII、QFII、融资融券以及金融衍生产品，都没有达到西方产品本身的价格和价值需求。我们的投资已经是一错再错，需要反思，改革缺失的制度，并非产品改革、改变或改善的简单应对和选择。
金融市场、金融产品需要在金融制度健全、完善以及高效中得到有效发挥和促进，更何况金融制度中包含有金融理念、金融技术、金融专业、金融经验的基础工程，还包含金融监督、金融管理、金融协调以及金融合作等更充分、综合的因素和环节。因此，中国金融市场价格问题应从金融制度建设层面实现突破与改观，不能“换汤不换药”。我们的产品引进先于制度建设，我们的制度建设滞后于产品发展，我们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规范迫在眉睫，更包括投资教育与普及性的制度社会培养和建设。
面对美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巨大问题和恐慌，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相对乐观存在巨大风险。一方面是中国金融机构规模增长中金融素质在弱化，金融基本要求和服务基点存在缺陷和问题。在金融机构紧锣密鼓上市的良好业绩之下，我们的监管部门去基层检查监督银行排队问题，过去我们银行业务流程半小时，现在两个半小时，改革流程细化了，改革效率下降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推进什么样的业绩？另一方面是银行同业的同质化竞争，不仅没有有效组合自我竞争力，反而在银行改革发展与借鉴中忽略自我特色的取长补短，偏颇的依存和依赖外资、外部经验、外国专家，国内银行之间相互竞争、“你死我活”、“互相残杀”，而得到利益和空间的是外资银行。尤其是银行改革中，我们过于注重流程、程序，而忽略中国特色的国情、国力，一些银行竞争力变化的背后潜藏风险乃至危机，表面的利润指标和业绩需要增强实事求是的科学管理与监督，而不是简单的行政管理与官员任命。
面对全球前所未有的金融新问题新风险以及国内前所未有的价格与指标超规律和超经验，我们当前最需要的是搞清楚和弄明白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应对？而不是匆忙、急躁和草率地认定和抉择我们的政策方向或措施对策。我们的抉择需要谨慎、全面和长远；我们的对策需要科学、有效和组合；我们的战略需要积累、规划和自我。
国际问题的复杂在于自私利益需求难以放弃，国内问题的复杂在于特殊时期和特别环境的变异脱离规律。因此，我们需要信心，而根本在于自我主见的稳定观望、自我主见的判断规划、自我主见的长远战略。自我认定和自我需求，适合自己就是最大和最重要的根本。
（作者：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