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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地方财政收入具有典型的顺周期特点，好的时候资金充足，再投资，地价再涨，再拿来赚钱。经济不好的时候，那些高昂的负债率风险都给了银行，因此说，凯恩斯主义在今天的中国会打折扣。
《小康》：您认为基础设施不再适用于今天中国的处境，能具体举一些例子吗？我知道您经常去一些地方调研。
巴曙松：在对一些地方的调查了解中我们发现，很多地方报的基于4万亿的基础设施项目，往往是有社会效益而没有经济效益的。
比如，我们跑的几个县，他们向发改委报污水处理厂的项目。这听起来很美好，环保、和谐、科学发展，这些主题词都可以用得上。但是，环保部门的同志跟我说，全国有1400家污水处理厂在晒太阳，因此，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成之后怎么让它有一个商业性平稳的运转，而不是变成一个包袱。
再如，国际上所有的城市地铁，大概只有香港的地铁在财务上是可持续的。北京的地铁票价２块钱一张，商业化的票价大概7块钱一张票，北京市的财政每年大概补贴50个亿，其它地方哪还有像北京这么大的财政实力能够这样持续呢？
道理很简单，如果真的还有那么多好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规模又大，又有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又好，那么在2006年和2007年流动性过剩的时候早就被那些嗅觉灵敏的企业家抢着去投了，还能留到现在？
保就业要放松管制
《小康》：既然今天的形势不再适用基础设施投资策略，那么什么是可以见效的方法呢？
巴曙松：我们这次应对危机本来是希望扩大内需，希望安排就业，其实我个人认为无论是8%的增长、10%的增长还是5%的增长，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最关键的是就业。有收入才有消费。美国的奥巴马上台以后，他的政策目标更直接：“我要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 2009年我要增加300万个就业岗位”。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样，最重要的是就业。在美国的GDP贡献里，消费占2/3，而中国消费只占1/3。因此，现在要抑制经济回落，扩大内需，是需要投到劳动密集型的、能吸收就业的、效率比较高的这部分。无论是通过减税，还是通过其它的措施去刺激都可以。
可是，现在我们把钱都堆到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吸收不了多少就业的大型垄断企业上面去了。这种对投资的大量依靠，有可能出现1998年应对危机的时候带来的一个后果：1998年的时候，中国居民的消费对GDP的贡献还有45%，结果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一带动之后，居民消费贡献不断在降低。10年下来，消费对GDP的贡献只剩下35%。增长的财富和福利集中在居民以外的政府和企业那里。中国人有什么财富呢？40万亿的房地产，经过缩水之后的10万亿的股票，21.5万亿的银行储蓄。缩水的10万亿股票里面，老百姓流动的大概不到一半，其它的是大小非。因此，如果我们还按1998年这条路走，可能到年底一算帐，我们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提高了，对消费挤压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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