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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襄汾的山泥倾泻事件与河北的三鹿奶粉事件，很快把人们从奥运会的欢乐中叫醒过来。尽管这些年来，类似的事情频繁发生，但很多人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一个能够成功举办像奥运会那样重大国际事情的大国，却不能整治这样那样的恶性事件并有效控制它们的发生呢。
这就要求人们从更深层次来看问题。这里需要讨论的是中国治理模式甚至政治模式中所包含的诸多自我击败因素。
在这样的恶性事件上，差不多所有自我击败的因素都可以和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一体化的现状连接起来。
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一体化使得政府“自废武功”，也就是自我击败。很多年来，政府的改革就是要建设一个规制型政府。就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来说，规制型政府的前提就是政府要从经济领域撤出来。
在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规制只能是左手规制右手，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大部制”改革的一个目标就是建设规制型政府。但从实际看很多现象和规制型政府背道而驰。立法部门做一套，行政部门又有自己的一套，互不从属；不同层级的国有企业的垄断情况越来越严重，并且中国的企业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来规制谁呢？
这些年最大的进步是开始实行官员问责。但官员来来往往，地方利益是永久的。在不改革基本制度的情况下，光是问责远远不够。问责制只是一种事后追求责任的办法，要预防事情的发生就需要从改变基本制度入手。
如何改革基本制度？这要回到奥运会的成功。社会力量的动员和参与是奥运会成功的主要因素。中国改革所产生的困难就在于改革者总是担心社会力量的兴起，不敢真正赋权于社会，包括媒体和非政府组织。而在社会力量被排挤在政治过程之外时，众人就仅仅是被政府和企业管治的对象。也就是说，一个把社会力量排挤在政治之外的组织是没有任何向社会负责的内在机制的。即使产生了负责的机制，这个机制也只是浮在表面上的，没有实质性意义。
记得孙中山先生把政治定义为“众人之事”。这里的众人不仅仅是被管制的对象，更是政治的参与者。只有当众人成为政治过程有机部分的时候，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跳出自我击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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