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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的“幽默”，是林语堂先生以现成的古词，对英文“humour”所作的音译，有“风趣”、“诙谐”等意。古词“幽默”大概最早见于屈原的《九章·怀沙》：“眴兮杳杳，孔静幽默”，系“寂静无声”之意。屈原创作《怀沙》时，正当 “怀抱沙石以自沉”的前夕，那心情是与humour毫不沾边的。但林语堂仍以“幽默”译“humour”，缘由是：“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
“humour”的古拉丁语原型humeurs一词，系医学用语，意思是“体液、情绪”。在十六世纪末的欧洲，“体液”一词颇为时髦且语义含混，多强调体液混合物的不稳定和不规则因素。在英国，“humour”则获得了古怪、怪癖、举止乖张之意。琼森是首位把“滑稽”怪癖与“幽默”进行语义联姻的剧作家，创立了 “癖性喜剧”。这一幽默与笑的联姻，开辟了“幽默”的新时代。如今我们所领略的幽默，其成分中仍活跃着怪癖、夸张、不规则的意味。而sense of humour作为英国教养所传授的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演化为一种折衷的基本条件，英国人的整个生活也因此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二十世纪以来，“幽默”开始成为中国人的哲学问题。五四先贤因饱受皇权礼教的窒息，所以十分明了：幽默乃是人类智慧、自由和仁慈皆有余裕的产物，同时它也孵育和反哺它们。一个美妙的双向循环。正因如此，才要输入幽默的空气，以图改变这个民族专制蒙昧的精神结构。林语堂先生说得恳切：幽默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根本组织。我们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
西式的幽默便是这样被作为礼教的敌人而引进国门的。于是现代中国有了鲁迅式的幽默，然而它沉郁有余，轻逸不足；有了老舍式的幽默，然而它失之油滑，不够质朴；有了钱锺书式的幽默，然而它流于尖刻，不见暖意……幽默在中国真正的成熟，是在当代作家王小波身上——他把笑与绝望、智慧与荒谬的对立共存表现得如此酣畅，堪为马克·吐温的精神嫡裔。
如果“幽默”能够说话，我猜她宁愿声称自己是一种艺术和人生的态度与趣味。她敏感于世界无可解救的对立、不谐与荒谬，却超然地报以谑笑与同情的双重感情。幽默家的超然绝非由于他不在此境遇之中，相反，他深陷其中且深味其苦，但却仍能跳出局外，诱使他人发出微笑。这种哲学式的超脱正是幽默的高超之处。她不可被我们指望去直接改变人类的处境，却能够在人类意识的漫长的化学反应中，发生难以觉察的效能，化解愚蠢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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