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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新医改要从当前十分严峻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入手，遗憾的是，这些焦点问题在《意见稿》中没有针对性的回应。以前不同版本的医改方案中，都提到过发展社区医疗，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此次《意见稿》也提到“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逐步承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职责。”可是为什么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站门庭冷落呢？
卫生部专家委员孙东东在北京市范围内做过调查：“说句良心话，看病难不难？难！难在三甲医院。北京很多城区的二级医院，上午十点以后就没什么人了，更不要说社区医院了。病人都往三甲医院跑，看病能不难吗？”
老百姓舍近求远，越过社区医院，跑到三甲医院去，不是他们兜里钱多专挑贵的地方去，而是三甲医院有好医生、好设备、好技术。优质医疗资源没有留在社区，《意见稿》也没有提出可行的方案，光靠一个口号就想实现“小病不出社区”的分流作用怎么可能呢。老百姓习惯了看病最大化，先往“大庙”跑，“大庙的和尚会念经。”
由于资源配置等各方面原因，短时间内社区医院很难完善起来。孙东东教授曾经提出一个方案，就是“三甲医院‘带’社区”，让三甲医院的医生“沉”下去，实行三甲医院和二级医院相互转诊。比如，患者在北医三院做了手术，做完手术后可以到中关村医院休养，然后再回社区医院定期检查，让三甲医院的医生定期查访。这样就能把病人留在社区了。
看病贵“病”不在医院
“看病难，难在三甲医院，看病贵，贵在买药，医生的劳动并不贵。一个药品从出厂到病人手里，往往要涨十几倍。这个利润多被中间商拿走了，如果医疗体制改革把焦点放在如何压低医院的成本上，让医院赔钱运行是不可行的。”刘国恩说。
此外，医院的公益性需要承担许多义务，比如在救灾的时候，医院必须毫无保留地救治患者，但如果政府拨款不能如实到账，医院就要承担这笔费用。而且，现在几乎每个医院都会有一些拖欠费用的患者，恶意欠费行为也时有发生，尤其是急诊。这些开销都要由医院来背负。如果新方案在补偿医院方面仅仅盯着药品，试图通过药事费等“结构调整”来弥补医药分开的话，百姓可能就成了医院补偿的提供者。
目前，我国药品80%是由医院卖出去的，因此，医疗体制中的种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在医院中，但它不是最关键的，它是医疗产业链中下游的表现形式，如果不改上游体制，只谈医药分家，会把现在的医疗服务体制彻底毁掉。 刘国恩认为，医院的管理，医疗设备包括采购运行是市场经济，提供服务又要求按计划经济，这是违反价值规律的。
因此，解决“看病贵”难题不能从压低医院成本下手，要从体制上寻求突破。孙东东教授开出的“药方”是“从产权制度解决医疗管理体制问题”，他主张“保小放大”，政府主导一些基本医疗保障的医疗机构，高端医院要进入市场，把协和、北大、人民这样的大医院放出去，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肯定会比现在还要好。
医保是重中之重
《北京议事厅》联合搜狐网的调查显示，在“您对医改方案哪部分比较满意（可多选）”的问卷中，23%的人选择了“加快建设医疗保险全覆盖”，这在五个选项中比例是比较高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也认为，在《意见稿》的“四梁八柱”中，最能看懂、最具体的亮点是“医疗保障体系”一项。《意见稿》的具体表述是，“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看病贵就是一次支付的费用很高，有了医疗保险就可以分摊这笔费用，至少能够在短期内得到缓解。随着筹资水平的提高、保障水平的提高，看病吃药的大部分费用由医保机构来付，看病就不再贵了。顾昕称，全民医保是非常重要的，是改革的突破口。
医改涉及多方利益，医院作为直接的参与主体，也不能在改革中被压制。而且随着医疗服务的技术成本越来越高、看病越来越贵是一个必然趋势。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不能从价格控制上着手。要扩大老百姓的购买能力，去医院看病，既不需要强行降价让医院赔本，又让患者出得起钱，这是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刘国恩教授表示，建立一个人人参与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不要把压力全都放在医疗服务机构上，让民众的大部分医疗费用由第三方，也就是医保机构来支付，才是破解“看病贵”的良方。有了全民医保，也不会出现拖欠医院费用的问题，医患矛盾少了，医生更能全身心地为患者服务。
(本栏目与北京电视台第5频道《北京议事厅》联办。《北京议事厅》每周六、日19:53—20:13播出,每期20分钟。首播一次,重播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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