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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蜀汉灭亡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
结合刘备入蜀消灭刘璋势力并占据益州的故事，对理解“益州陷阱”这个概念或许有些帮助：领土快速扩张，却导致了治理的弱化——委托治理者或是产生了离心倾向，或是不遵循既定原则，最后导致系统崩溃。
刘备入蜀的战略规划，始见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对此草案，后世有不少非议。诸葛亮为刘备策划的战略方案是：第一步占领荆州、益州；第二步是兵分两路，进取中原。毛泽东曾点评说：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毛泽东认为造成蜀汉灭亡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
当然，考察这套方案出炉的时代背景，诸葛亮事实上也是无奈之极。辅佐一个后起的政治领袖，在领土控制丧失先机的情况下，另辟蹊径，抢先占领曹魏、孙吴政权尚未完全得手的荆州、益州等地，似是安身的唯一选择。长期的军事对峙中，需要稳定的后方，便于经济治理和财力积累。
但毛泽东指出的隐患确实存在，剖析《隆中对》中的策略，最大问题莫过于诸葛亮、刘备等人在不经意之中落入了“益州陷阱”：刘备势力中的精锐力量进入了益州，政治中心（即权力中枢）转移到了益州。而从益州发出的指令，难以保证对荆州的影响，何况荆州的治理者是关羽，一个无论在性格上还是能力上都有重大缺陷的人。
诸葛亮在草庐中拟定的方案过于理想化。从经济对抗角度来看，刘备势力也只有占有上述两地，才有资本与魏、吴对垒。然而对可能的变数缺乏成算和对策：占领荆、益两地，也正是曹操和孙权的意愿——因此，远离政治中心的那一块区域，就成了鞭长莫及之处。无论从经济动员角度，还是从军事动员、后勤补给角度出发，远离权利中枢，就意味着整体的游离：若刘备及其精锐势力留在荆州，则孙权无机会夺回荆州，而曹操则可乘虚而入川蜀；反之，则势必给孙权制造机会。
孙权也面临着类似的选择困惑：自其占领荆州之后，吴国的领地即形成荆州、扬州两个中心，孙权建都，也在武昌、建业两地徘徊不定。孙权最后选择了建业，而荆州之地则委托鲁肃、吕蒙、陆逊治理——后世在建业立都的东晋王朝，亦采取了这样的控制模式。但从人口、经济资源的分布情况来看，则显然是建业优于荆州，荆州优于益州，这与中国历史以中原区域为中心向外扩展、开发的顺序是一致的。这个时候益州人口仍然十分稀少；荆州虽处战乱的敏感地带，但基础尚在；而建业地区，已多年承平，人口滋长，并被形容为“龙盘虎踞”之地。
风水学的说法固然能迷惑一时，但从经济治理角度来看，将最富庶的区域置于伸手可及的位置，也未尝不是一种考虑：因为这样的治理手臂最短，政令在传递中不容易扭曲走样，也利于监控，更能保障“利出一孔”。
而失去荆州后的蜀汉政权从此就一蹶不振。尽管有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但根本上已无力挽回国势。这从所拥有人口数量的对比上就可以看出——人口不仅意味着军事动员力，也同时意味着税源、资源动员力。
据史书记载，公元263年（即魏灭蜀的那一年），蜀国人口94万人，“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总计不到110万人；而魏国人口为443万人；吴国灭亡时（公元前280年）有230万人，兵23万，吏3.2万，总计不超过260万。（皇甫谧《帝王世纪》）
当然，有不少人口是被隐瞒了。结合东晋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的描述：
“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战乱时代，能统计到的人口数字虽然不够准确，但却能准确体现割据势力的征税水平——“无所逃于天地”的控制原则，是尤其适用于对人口、资源争夺的年代的。
回到蜀汉的现实，刘备和他的继承人以及跨越两代的具体政策制定者诸葛亮，无可避免地落入了资源匮乏的“益州陷阱”里去了：蜀汉的资源匮乏还体现在人力资源方面——“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说的就是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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