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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道家、儒家和法家在帝国经济中的表现，对帝国财政治理不乏指向性意义。
全面地剖析道家、儒家和法家的异同是件困难的事情，也并非本文的主旨，但比较三种学说在帝国经济治理中的表现，对帝国财政治理不乏指向性意义。
大汉帝国从立国之初到汉武帝晚年，上述三种哲学的政治代表在帝国权利中枢依次拥有表现自我的机会：黄老（即道家）盛行于汉初，应对帝国无为而治的政治使命；而当汉武帝试图强力出击，全面扩张，儒家的“积极入世”姿态，即获得帝国高层的一度青睐；但儒家肩扛道德大旗，固执而迂腐，对帝国领袖的行为方式不时提出规范、限制的诉求，迫使皇帝不得不寻找一种更便利、更得心应手的治理模式，于是盛行于秦帝国的法家再度崛起，经过一番技术化处理，最终为汉武帝实质性采纳，形成了“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治理模式。
汉宣帝对热衷于儒学研究活动的太子（汉元帝）极为不然：“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
一语道破所谓汉家制度“儒表法里”的实质：尊儒是表象，真正看家的法宝是法家，法家才是专制皇权倾心认同的“老师”。
对应经济治理，儒家虽然不满道家的无为和放任，但在许多事件的价值判断上，两者仍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帝王对自身物欲的限制，对民间势力的谨慎友好姿态，对财富归属的适度尊重，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儒、道两家归根到底都属于自由主义的范畴。
哲学上有消极的自由主义和积极的自由主义的说法，前者强调个体的自由、不被奴役的状态，而后者更强调积极去实现这种自由价值。打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道家放任财富的自由，反对政治权利对社会财富的干预和掠夺，是为“消极自由主义”（另有一种“自然主义”的说法，即道家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儒家一方面协助寡头政治建立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又要要求帝王们以道德自律，施行仁政，称道“天行健”，可谓“积极自由主义”——但专制皇权本质上排斥任何个人经济自由，道家得逞一时纯属偶然，儒家以后扮演的角色，更是经常处于自相矛盾、两头受气的尴尬之中，有时甚至免不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再也没有一种政治经济学说，能像法家那样为专职寡头们所欢迎的了。或许桑弘羊等人，不见得接受过法家的理论熏陶，但他们制定具体的经济政策时所坚持的唯一标准，就是不折不扣地体现皇帝的意志——这恰恰暗合法家的宗旨：为君王打造一个高效率的集权制度，使君王意志能在制度中畅行无阻并不受任何约束。这就是法家的本质。而儒家由于自身的犬儒倾向，一味屈就专职王权的需要，则在长时间里不得不替法家蒙羞，代人受过。
法家因为秦王朝的覆灭，一时间声名狼藉：正因为法家的高效率制度，才使帝王们惊人膨胀的物欲，无可逃避地降临到整个帝国的子民头上，成为一种灾难。或许法家无须为君王制造的这种灾难承担多少道义上的责任，但正如法家理论自身的道义缺失，法家也从来不会有强烈的道德反省，更不会像一些纯儒那样挺身而出，以身卫道，去规谏甚至指责帝王们对财富资源的无度掠夺和占有。
有人说，其实儒家是圣徒，既为帝国统治安危而殚精竭虑，又为维护社会底层的价值观而不断抗争——历代因为规谏帝王而人头落地的，十有八九都是坚定的儒家门徒。但考虑到儒家同时是这套君主威权制度的始作俑者及坚定的维护者，这些牺牲者就不值得获得更多的同情。
有一点可以确定：有汉一代，由文景之治的清静安宁转向武帝时代的大扩张，经过“盐铁论”到揭橥和总结，帝国经济财政指向由黄老的“消极自由主义”，经历短暂的儒家“积极自由主义”，终止于法家全面固化“利出一孔”的专制主义，遂成两千年帝国治理不二之法门——历史的路径已然定型，此后沿袭的路线再无重大更改的可能，唯有沿着既定的指向陷入越来越深的“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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