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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层面看，领地越大，征税的技术难度也就越大，政府对经济运营的掌控能力就越容易被削弱。
大凡立国关键，在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建立与演变。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政治使命，而经济政策无不建立在对政治使命的对应之上。
从周王朝建立到春秋再到战国，政治使命发生了多次的变化。周王朝建立在松散的封国联盟基础之上，其政治使命就是维持分封制的秩序，即为孔子高度赞赏的周公“礼制”；西周末年到春秋时代，周天子中央政府的威权逐渐沦丧，扛起政治使命大旗的任务，就逐渐落到分布于四方的诸侯国身上，鉴于与周王室千丝万缕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个时代的实力派诸侯的政治使命是代天子行使威权，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尊王攘夷”，所以有齐桓公、晋文公的王霸事业；随着进入战国，周天子威权彻底覆灭，诸侯国与周王室的关系更加疏远，以至于无，因此，战国时代的政治使命是“大争天下”。
应对不同的政治使命，经济政策将如何演变？
无论是“尊王攘夷”还是大争天下，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公共事务的大量增多，导致过去相对静止的社会组织模式被破坏——对那种模式的描述，老子形容的很诗意：“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种状态下财政政策的根本思路，仅仅保持在维持“礼制”规定的程度就可以了：公共事务数量稀少，纳贡政策就可以完全平衡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战争，也基本被控制在一个少量的范围之内，只要不超过农业经济的缓慢积蓄速度，就不至于导致财政破产。
而如今，诸侯国代理天子行使威权，以一地之力去完成过去集天下之力才能解决的公共问题，再保留消极被动的财政政策，就显得不合时宜了。管仲的“利出一孔”，正是应时而生。
为什么春秋时期首先称霸的是齐桓公（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3年在位）从经济运营角度去看，这是必然的结果：重商的传统，“利出一孔”的经济政策，推动齐国率先崛起并立于不败之地。齐国的霸业是最名副其实的，齐桓公的事业建立在管仲成功的经济政策上，因而格外显得实力厚重且有后劲，有效的政策保证了该国的财政能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
晋文公（公元前636年至公元前628年在位）的霸业有些问题。与齐国不同，晋文公称霸的基础是他在流亡期间组织了一套综合素质较高的幕僚班子，如赵衰、狐偃、贾佗、先轸、魏武子等人——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三家分晋”事件中的主角赵、魏、韩三个家族，有两家的先祖（赵衰、魏武子）已在这个时候进入晋国权力的核心层面了。
晋文公因为晋国内乱，王子争位，带着一批得力的幕僚在外流亡了19年，回国时年龄已大，统治时间只有9年。而他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改进生产工具、施惠百姓、奖励垦殖。与齐国相比，晋国的治理模式大致只相当于姜太公时代的水准。从“利出一孔”的观点看，晋国的情况存在隐患：拥有封地的功臣，功臣对朝政治理的直接介入，将直接导致在一个体系内出现“利出多孔”的局面，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出来。
秦国和楚国的情况比较类似，虽然从领地面积上看，都要比同时代的其他几个实力诸侯要大得多：秦穆公（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1年在位）讨伐犬戎的军事活动获得了成功，“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而楚国则在南方四面拓展，几无对手，到了楚庄王时代（公元前614年至公元前591年在位），疆域到了鼎盛。然而领地面积广阔，利弊兼而有之：人口、资源固然因为领地扩大而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税源也就立刻扩大了。从技术层面看，领地越大，征税的技术难度也就越大，政府对经济运营的掌控能力就越容易被削弱。尤其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治理模式以及经济制度尚未彻底转型，领地过于广阔的诸侯国，治理技术有限，纵使贤人政治也影响不远，一旦国君昏庸导致政治荒废，随即陷入软弱无力的境地。秦国后来因为商鞅变法，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被动局面。而南方的楚国则一直无法解决这一技术瓶颈，对地方缺乏有效的控制力——这从另一面印证了“利出一孔”在这个大争时代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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