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百万富翁通过杀戮敌人致富,军队与疆土就是法宝;现今的百万富翁利用权力、想象力、运气等聚敛了更多的财富,没有哪种秘诀可以概括或者解释他们的成功之道——每个富人的成功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攫取财富的手段日益增多,失去财富也变得轻而易举,那些头顶笼罩很多光环的投资明星们也概莫能外。看起来只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在这貌似随机的结果后面却埋藏着种种导致破财的必然。
贪婪
1720年4月20日,英国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牛顿卖出了所持的英国南海公司股票,获利7000英镑。但之后南海股票继续上涨,牛顿感觉自己只赚了个小头,严重“踏空”。于是,他再度买回了南海股票。人算不如天算,随后形势急转直下,南海股票的泡沫最终破灭,牛顿最终以亏损2万英镑了结残局,这相当于牛顿十年的收入化为灰烬。
南海股票就像内地A股市场的“妖股”,在当时有着丰富的炒作题材:资产注入、税收优惠和业绩大幅提升......随着这些预期的收益,一年内,南海股价从128英镑蹿升至1000英镑,持有这只股票的人如同坐过山车,当最终股价又回落到124英镑时,其资产已所剩无几。概念消散,金银消散,牛顿也欲哭无泪。
按理说,时任英格兰皇家造币厂厂长的牛顿,怎么也算是金融家,正因为牛顿在任时主张的货币重铸,才维系了英国常年的金银比价稳定,进而助力于英国金本位制的确立。“我能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的疯狂。”牛顿将南海的股灾归结为疯狂的群体行为。然而,智如牛顿者,也难免随着芸芸众生,陷入对南海泡沫的大众幻想和群体性癫狂,这不得不让人们审视内心的贪婪。
股市流行一个简单的口诀:买,涨,抛,不贪。简单的五个字,概括了股票操作的要领,更透视出一份淡然处之的心态。“为什么XXX炒股都赚了钱,我比他更懂股市,而我就赚不了呢?”很多人都用这个反问句型,来坚定自己入市的信心,更有赔了钱的人时常默念:“这次运气不好,我再换只更好的股票,还能不翻本?”平心而论,这种发问是有道理的——股市有财富功能,国民有通过股市分享国民经济成长的权利,但不巧的是:谁都不想赔钱。
坦白地讲,在市场高位时仍然决心入市的人往往有攀比心理:既然他能赚,我怎么不能赚?既然他能翻倍,我怎么不能翻倍?因此,入市就是铁了心赚钱、铁了心翻倍来的,更何况,在别人都赚钱的时候,如果自己被抛下,那是怎样的孤独和失落?但究其根源,人性贪婪更是驱动力,需切记贪婪是理性投资的天敌。
自大
有收益就有风险,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尤其是那些板起面孔说教的经济学家,用其研究的理论引发了经济学的革命,也指引着未来若干年的经济思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少有经济学家投身于实践,也许是害怕一世英名毁于实践,也许是觉得作壁上观可以透析更多的经济学思想。但凯恩斯是个例外。
久负盛名的凯恩斯,不仅著作等身,影响深远,他还大胆地从事货币买卖和股市投资。但是,只可惜他在股市上的运气却不像他的理论研究那样好。
身为大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投资具有理论支持,在投资品种的选择上,自然是倾向于最熟悉而自信的品种。凯恩斯根据他在财政部工作得到的经验和对战后德国的考察,他开始看好美元,看跌欧洲货币,并按10%的保证金进行交易,建立了一系列货币仓位。不久他赚了大笔利润,但也因此他认为自己能比普通人更好地看清市场的走势,初始的理性被大笔的利润冲昏了头脑。1920年4月,凯恩斯预见德国即将出现信用膨胀,以此为理由,卖空马克。此前马克一直下跌,但现在居然开始反弹。2个月时间,凯恩斯已损失了1万多英镑,由他任顾问的辛迪加也损失了不少。经纪公司要求他支付7000英镑的保证金,于是他从一个敬慕者那里借来了5000英镑,又用他的预支稿酬支付了1500英镑,才得以付清。他被迫承认,自己已经破产了。
之后,凯恩斯又涉足商品和股票投机,在当时都采用保证金交易方式,以很少的本钱就可以大笔投资,大胆的凯恩斯很快就利用复利使得收益在三年内达到17%。但即使睿智如凯恩斯,也没避开1929年的股灾——黑色星期四,这场毫无征兆的灾难不仅使很多普通的缺乏理智的投资者的希望和美梦破灭,即使是像凯恩斯这个20世纪最为著名、睿智的经济学家也没有逃脱噩运,在此次危机中凯恩斯几近破产。像其他人一样,凯恩斯也没有预料到1929年的大崩盘,而且还低估了这次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凯恩斯积累的财富在1929年崩盘时受到重创,几乎变得两手空空。当然,凯恩斯后来通过著书写作、保守的投资股市使得个人财富再次获得增长,但据说1929年的崩盘是他心理上抹不掉的阴影。
作为理性而睿智的投资者代表,凯恩斯对自己的判断很自信,他的每一次“下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但正是囿于已有理论的积淀,他对自己的判断非常自信,孰料残酷的现实围绕着理论波动如此之大,令凯恩斯这样的大家都吃足了苦头。不管怎样,凯恩斯是经济学家当中少有的真枪实弹地投身市场去验证自己判断的学者,在理性之外再少点自负,可能会更完美。
鲁莽
提起索罗斯,就会让人联想到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个金融大鳄似乎总是张着血盆大口四处窥视。但上帝也并非一直垂青索罗斯,在1987年索罗斯遭遇了他的“滑铁卢”。
作为资本运作的老手,索罗斯自有自己对金融市场的判断,他的“盛—衰”理论(繁荣期过后必存在一个衰退期)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索罗斯可不是理论的奉行者,而是真枪实弹的践行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日本证券市场有一种常见的现象,那就是许多日本银行和保险公司,大量购买其他日本公司的股票。有些公司为了入市炒作股票,甚至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日本股票在出售时市盈率已高达48.5倍,而投资者的狂热还在不断地升温。因此,索罗斯认为日本证券市场即将走向崩溃,更看好市盈率仅为19.7倍的美国证券市场。于是,1987年9月,索罗斯把几十亿美元的投资从东京转移到了华尔街。
然而,索罗斯的判断过于大胆而鲁莽,首先出现大崩溃的不是日本证券市场,而恰恰是美国的华尔街。1987年10月19日,美国纽约道琼斯平均指数狂跌五百多点,刷新了当时的历史记录。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纽约股市一路下滑。而日本股市却相对坚挺。索罗斯决定抛售手中所持有的几个大的长期股票份额。其他的交易商捕捉到有关信息后,借机猛向下砸被抛售的股票,使期货的现金折扣降了20%。5000个合同的折扣就达2.5亿美元。索罗斯因此而在一天之内损失了2亿多美元。据报载,索罗斯在这场华尔街大崩溃中损失了大约6.5亿到8亿美元。索罗斯成了这场灾难的最大失败者。
但索罗斯之所以是索罗斯,就在于他的鲁莽也有他自己的道理。索罗斯认为,在金融市场上能够获得巨额利润除了依赖于独特的市场理论外,自己超人的胆略也非常重要。索罗斯认为一个投资者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并不是过于大胆鲁莽,而是过于小心翼翼。但是,作为普通投资者而言,如果大胆鲁莽地去预期市场走向,并且大胆鲁莽地进行操作,却绝不可能像索罗斯一样在失去8亿美元后还气定神闲,不仅仅是因为他财大气粗,更因为他是索罗斯,他能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并且咸鱼翻身。
轻信
大部分有经验的投资人士都不会相信别人离奇的投资神话,但是美国总统格兰特却相信了。他曾经尝试过商业投资,虽然最终都以惨败告终,但在“高人”的恭维下,格兰特没有调查就开始与别人合作生意,这只是悲剧的开始。
格兰特从总统宝座上走下后,曾把目光转向商界,但历史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他当上了墨西哥南方铁路公司的董事长,靠名望募集到一些修建铁路的资金。但好景不长,1884年墨西哥南方铁路公司宣告破产。格兰特一头雾水地离开了墨西哥南方铁路公司。他对自己应该规避的风险和擅长的技能一样不明就里。
不幸的是,一个叫沃德的人出现在格兰特的身边,他劝服格兰特合伙做生意;更糟的是,格兰特总统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借贷投资,他和沃德达成协议,分别投入20万美元,而格兰特手上只有10万美元,据说他向自己的亲家借了10万美元,格兰特夫妇共将20万美元现金投入了这家公司,而沃德则投入了同等价值的证券(后来发现这些证券的实际价值远远不足20万美元)。
奇怪的是,格兰特总统丝毫不怀疑合伙人的资质,没有请任何行家里手验证沃德的证券价值,他对自己拥有一半股份的公司所经营的生意也糊里糊涂。格兰特过于相信这个叫沃德的人,并且还替他作保向银行借贷,这也为自己的破产拉响了前奏。实际上,沃德真正在做的事情是在华尔街上进行投机操作,而且不成功。他借用格兰特之名吸引格兰特的朋友和仰慕者投资,并允诺将会以非常丰厚的分红来回报他们——他们也的确定期收到了分红,但这些分红大多是来自于后来的新投资者的钱。换句话说,这完全是个“庞式骗局”。
最后,悲剧发生了,沃德卷款逃跑,格兰特总统凄惨地破产。
投资原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但格兰特总统放弃了投资的基本原则,被合伙人的外貌和语言迷惑,导致了最终的惨剧。越有名望的人越应该明确自己的投资原则,感情的冲动代替不了理性的投资分析,轻信他人,让别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决不是一个理性投资者的行为。
《小康•财智》2008年第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