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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苏东国家的“增量改革”战略。这就是说，先不对国有经济采取大的改革动作，而是在国有经济之外，大力发展市场导向的民营经济，从而使市场力量逐步壮大。这是一种聪明的、成效显著的改革战略。但是，它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权力搅买卖”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能够凭借权力获益的人就力图阻碍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以免自己的寻租权力受到削弱；或者极力扭曲改革，以便通过权力获得更多的财富。
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开放，商品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反之，当正确的改革决定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指专制条件下的权贵私有化），或者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时，就会造成腐败的蔓延，引起大众的不满。
《小康》：您80年代中期就指出过要警惕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这些年许多专家也在不断呼吁。但是，这一问题一直难以解决。从早期的商品差价寻租，到最近十年的土地、金融等要素寻租，直到买官卖官，这些年“权力搅市场”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很多变化，新的寻租形式层出不穷，“寻租”和“设租”已然形成恶性循环。主要原因是什么？
吴敬琏：“难以解决”并非必然。我看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又不利。许多事情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例如，改革进行到中途，某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因此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市场化。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国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做出决定以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
除经济改革迟滞之外，世纪之交各级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部分官员滥用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的配置权力，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强化对工程立项、股票上市等的审批等等，这都使能够接近权力的贪官污吏、“红顶商人”由此获得暴利。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滞后。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系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但是一直进展不大。为什么这些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呢?恐怕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这是一个经过事实检验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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