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个民族,趣味大相径庭。中国人喜欢“大”,日本人喜欢“小”。
中国人办酒席,喜欢大场面：去大酒家,办几十桌,呼朋唤友,济济一堂,觥筹交错,豪饮豪喝,吵吵嚷嚷,甚至灌酒,不把对方灌醉了,不足以表明情真意切。相比之下,日本人则小家子气得多:找个小酒馆,最好还要是“会员制”的,没几个人,点了酒,自己喝,在我们看来,寡淡无趣得很,但是他们并不觉得,照样喝得酣畅,甚至也喝醉了。而且他们基本不扰人,即使醉了,当然他们也不喜欢别人侵扰。我曾听一家夜总会的营业部长批评手下的侍者,因为侍者随便伸手把客人桌上的空碗盘撤掉,他说：一张桌子就是一个私宅,你不能擅自侵入,你要先征得主人同意。听起来有点难以理解,然而想想,也在理。
中日两个民族,趣味大相径庭。中国人喜欢“大”,日本人喜欢“小”。安部公房有一部小说《箱男》,写一个男子竭力钻进一个厚厚的纸箱里,虽然是为了逃避一张永远不存在的证明,但这姿势却是个有意味的象征。中国地大,江大,气也大,李白写诗,动不动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其气魄,令日本“汉诗诗人”倾倒。但“汉诗”在日本不是主流,影响并不大,只是一些喜欢中国诗歌的文人的仿作。日本文学的主流是精巧,细致菲；句,随笔,私小说,新感觉,川端康成则精巧到了病态的程度。在日本人的审美意识里,有“以小为美”的倾向。”
这种审美取向,大凡是出于日本的国土狭小。在日本人的口头禅中,经常有关于“狭小”的句子,其语气暧昧,难说是客观陈述,还是无奈自嘲,但似乎又有着一种自得。日本人一方面哀叹生存空间的狭小,另一方面又近乎狂狷地踞“小”而自得。
韩国人算是跟日本人打了很久交道了。学者李御宁发现,这种自得有着一种“缩”的特性。能量奇大的巨人,被浓缩成小小的一寸法师、桃太郎,以针为刀、以碗为船;广阔的宇宙与变化的四季,被压缩在短短的句里表现;盆景、插花乃至现代的半导体和电脑,无一不是“缩”的例证。丰富多样的膳食被收缩在一定的狭小的空间里,成就了独特的“便当文化”。“文库本”袖珍图书也正是“缩”的表现,石庭、茶室是自然的缩小。中国的“美人病来遮面”的团扇传到了日本,被改成了折扇,可以缩小,平安时代的贵族女性拿在手里,可以把玩。这种折扇打开来,其形状颇像富士山的倒影,让我们想起江户时代汉诗诗人石川丈三的一首叫做《富士山》的诗:“仙客来游云外巅,神龙栖老洞中渊,雪如纨素烟如柄,白扇倒悬东海天。”同样的扇子,这不是巨大的孙悟空扛着扇火焰山的芭蕉扇,而只是缩小成精巧供玩的小器具。
对这种“小”,中国人是看不起的。但这“小”,其实并不只是“小”,小小的茶室与巨大的城郭是同时代的产物,半导体、集成电路的日本同时是巨型油轮的日本,拥有世界上无出其右的巨大钢铁厂、巨大贸易公司。神社缩小为神舆,进而缩小为家庭的神龛,再缩小为护符,但文武天皇命令全国家庭设置神龛之后,圣武天皇则开始修建东大寺,成为八世纪的世界上最大建筑。正如另一个韩国学者朴俊熙所说的,日本人的“缩”,只是表面现象,追究其本质,便现出“志在扩大”的原形。它勿宁是一种曲折反向的获取,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扩大行为更是有目共睹。在“战后”,日本龟缩一时,转而以电子为中心,从经济方面向整个世界扩大,直到成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而同样在那个时代,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在夸海口要赶英超美,不得,又掀起了“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