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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真正“农民”的视角，是以人为本的视角。有了这样的视角，农民的问题就获得了“正视”，那些过去堂而皇之的限制性政策规定及其说法就显出了荒唐。有了这样视角，农民工问题就获得了全面重视。于是，若干重要问题的解决，如居住身份问题，工资拖欠和工资标准问题，工伤等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甚至养老问题，都取得了实质性的巨大进展。
“不该有的政策取消了， 应该提供的服务还不够” 《小康》：农民流动30年，从“无政策”到“限制”再到“促进平等权益、重视保护权益”的政策变化，推动力何在？ 赵树凯：我认为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于中央高层；同时，媒体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当年农民工子弟学校问题暴露后，能站在农民工角度对政府提出批评的就是媒体，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错误的政策倾向；当然还有利益相关群体的推动，比如农民工自身的维权意识的增加，农民工讨薪、上访行动等。可以说一批农民工巨大的牺牲背后，才换来制度的改进。 此外，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是“民工荒”的出现。民工荒的出现，对用人单位来说不是好事，但是，对于民工来说却是大好事。因为民工荒的出现起码说明，民工的就业有了更大的选择。我认为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工的“权利荒”，如工资待遇偏低，劳动条件恶劣，劳动时间过长，没有社会保障等。继续教育的缺失，忽视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也使得产业、企业升级后必然出现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权利缺失和只针对年轻时期的浪费性使用，导致劳动力紧缺的提前到来。 “民工荒”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年轻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再存在。民工荒的出现是认真反思和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契机。 《小康》：按照您的说法，现在政府在农民工政策上至少是走向了正确的方向，但是政策的执行情况并不尽人意。能否具体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赵树凯：因为政策执行取决于你要提供一套相应的制度安排，保证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建设上，给农村劳动力提供同样好的服务，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样农村人进城后才能实现一个比较快的身份转变，实现生活中心、生活基地的彻底转变，减少不必要的来回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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