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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我是讲，不同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选择。总体来说，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应该有一种血肉联系。这种联系的方式可以不一样。第一种层面，他是理论家，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理论。这种工作在我看来是知识分子的第一职责。他的任务是给社会提供一种新的理念，价值理想。从表面看，这种理论和现实没有关系。比如康德，他的哲学看来与现实生活没多大关系，但是实际上它有一种更深刻的联系。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现在基本上没有这样一个人。第二种层面，他有自己的理想，他用这种理想来批判现实，他的主要职责就是批判，他是批判者，比如鲁迅。这两个层面的，我们都称为思想家，一个是创造者，一个是批判者。第三个层面的是实践家，他们将思想、理论转化为实践，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发挥作用。第四个层面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院里的学者，所谓“关起门来做学问”的人。他的任务是积淀，传播、传递知识。这四个层面的知识分子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思想家要讲彻底，实践家要讲妥协。每个人都应该有我所称的“边界意识”。你要明白，自己的意义在哪里，局限在哪里。
张弘：你认为自己属于那种层面？
钱理群：我通常扮演两个角色。有时我是从思想者的角度，那我的思想很彻底，在别人看来可能很激进，因为我是强调自己的理想，不考虑实践的。但是，有时我也参与实践。
这个问题鲁迅过去也讲过。学术要讲“冷”的，行动是要讲“热”的。我现在最大的矛盾是，我非常迷恋从容、安详的学者状态，我愿意做一个学者，学者是要关起门来做学问的，但是一介入现实就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而公众人物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除了时间和精力之外，你处在很多目光关注之下，谁都可以议论你，批评你。我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脚踩两只船，不断变换重心。我这种个人选择，有很多矛盾，也有很多缺陷。
中学生可以读懂鲁迅
张弘：鲁迅在你的精神资源里面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你怎么看待其他的精神资源？
钱理群：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应该最广泛吸收精神资源，很明显仅有鲁迅是不够的。我们要借鉴中国传统的精神资源，还有同时代人包括胡适的精神资源，还有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精神资源。这些年我强调鲁迅的精神资源，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因为我们现在在寻找精神资源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单一强调传统资源。有一派人讲传统就是古代传统。而另一派人就是强调西方传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20世纪中国自身的经验。我个人认为，20世纪中国自身的经验在思想文化上，最高的是鲁迅。当然，有些学者认为是胡适。我觉得，鲁迅的资源可能更带有中国本土的原创性，这是我强调鲁迅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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